首页 >> 政治学 >> 对话大师
信念式国民身份 应对身份政治带来的民主危机
2020年09月10日 11:25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1期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字号
2020年09月10日 11:25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11期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译 者:甄成(1990-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译。上海 200235;张淦(1989-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世界政治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身份政治的兴起。当代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如英国脱欧、难民危机、民粹主义抬头等,都与身份政治密切相关。对政治问题的既有分析多从经济或意识形态入手,现在需要更多从“身份”角度进行解释,因为以往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各种群体纷纷要求获得承认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左翼的关注点从工人阶层转向少数群体,而感到地位下降的白人工人则投向了右翼。这种身份政治削弱了人们对更重要问题的关注,以致社会更加分裂和碎片化,集体行动和决策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也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为克服这种身份政治的危害,需要围绕一国的核心价值观确立一种超越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异的“信念式国民身份”,并通过公民教育等方式推动移民同化。

  关 键 词:身份政治/民粹民族主义/移民/国民身份

  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前10年,选举民主制国家从大约35个增加到110多个。同期,全世界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也翻了两番,增长几乎覆盖到了世界所有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下降,从1993年占全球人口的42%下降到2008年的18%。

  但并非所有人都从这些变化中获益。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极度加剧,因为增长的受益者主要还是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的商品、金钱和人员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这一过程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尤其是在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中,精英阶层制定的政策导致了大幅衰退、高失业率和数百万普通工人收入下降。由于美国和欧盟是自由民主制政体的主要范例,这几次危机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

  实际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减少,民主制度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有所萎缩。与此同时,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许多威权国家则更加自信。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回威权主义。2010-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既有统治形成破坏,但在民主化方面收效甚微。更令人惊讶的,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例子是,在世界两个最老牌自由民主制国家2016年的公投或选举中,民粹民族主义都获得了成功:在英国,选民投票离开欧盟;在美国,特朗普以令人不安的方式意外当选总统。

  所有这些事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都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转变有关。但它们也根植于另一种不同的现象:身份政治的兴起。20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决定的,左翼政治侧重于工人、工会、社会福利计划和再分配政策,而右翼所关心的主要是缩小政府规模和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然而相比于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今天的政治更多的是由身份问题来决定的。当前,在许多民主国家,左翼对构建更广泛经济平等的兴趣减弱,而更多地去促进各种边缘群体的利益,如少数族裔、移民、难民、女性和LGBT群体。①与此同时,右翼则重新定义了其核心使命——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保护,这种身份通常与种族、民族或宗教明确相关。

  这种转变颠覆了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即将政治斗争视为经济冲突的反映。但是,人类不仅受物质利益驱使,也受到其他事物和力量的激励,而后者可以对当今的情况作出更好的解释。在世界各地,政治领袖们用这种观念把追随者动员起来——“你们的尊严遭到了挑战,必须得到恢复。”

  屈辱带来的愤恨在民主国家也形成一种强大力量,比如“珍视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fe Matters Movement),它由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事件而引发,促使整个世界关注美国警察的暴行及其受害者。在美国大学校园和职场,女性对似乎已成泛滥趋势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愤怒不已,她们认为,男性根本未将她们视为平等个体。跨性别者原来并不是普遍受歧视对象,其权利现在也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争议问题。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怀念过去更美好的时光,他们相信那时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些群体一次又一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承认。身份政治不再是一个次要现象,而只在大学校园这种狭小范围内受到关注,或者只在大众媒体推动的“文化战争”中充当背景道具。相反,身份政治已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它可以解释全球事务的大部分内容。

  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急速变化,社会更加多样化,此前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群体有了身份认可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强烈抵制,让其产生了地位丧失、被取代的感觉。越来越精细的身份划分使民主社会分裂成碎片,威胁到整个社会进行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进而导致国家衰微,最终走向失败。除非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能够回归到对人类尊严更普遍的理解,否则它们将注定使自己和世界陷入持续的冲突。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所驱使的。这种观念深深根植于西方政治思想,构成了当代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它忽略了古典哲学家认识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渴望形成了人类灵魂中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即与“欲望”(desiring part)和“理性”(calculating part)共存的部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这个部分称为thymos,英语勉强译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thymos以两种形式表达。第一种可以称为“megalothymia”,即渴望被认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相信某一类人——贵族(nobles,aristocrats)、皇室成员——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megalothymia的问题在于,对于每个被认为高人一等的人来说,更多的人被认为是下等的,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从未得到公共的承认。当一个人不被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这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情感,我称之为“isothymia”,即渴望被视为与其他每个人一样。

  现代民主制度的兴起是isothymia战胜megalothymia的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所取代。在20世纪,按阶级分层的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而被殖民国家则寻求独立。美国政治史上针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工人权利和女性平等而进行的重大斗争也是由这样一种要求所驱动:政治体系应涵盖更多群体,把他们视为完整的人类个体。

  但在自由民主制国家,法律上的人人平等并未带来经济或社会层面的平等。对各种群体的歧视仍然存在,同时市场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获得的不平等。尽管整体财富庞大,但是过去30年来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严重加剧。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长停滞,还有很多人经历了阶层下滑。

  人们感觉到经济地位受到威胁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解释美国和其他地区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工人阶层,一般定义为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人,近几十年来一直境况不佳。这不仅反映在收入停滞或下降、直接失业,也反映在了社会动荡中。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即大迁移后的数十年,当时黑人迁移到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等城市,其中许多人在肉类加工业、钢铁或汽车行业找到了工作。随着这些行业部门的衰落,以及去工业化导致男性失业,一系列社会弊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泛滥以及家庭生活恶化,这容易使贫困从上一代转移到下一代。

  在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衰退也蔓延到白人工人阶层。尤其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已经使美国各地的农村白人工人阶层社区空心化。2016年,美国超过6万人死于毒品吸食过量,约为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两倍。美国白人男性预期寿命在2013-2014年期间有所下降,这在发达国家极其罕见。白人工人阶层中,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儿童比例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17年的36%。

  然而,将特朗普送进白宫同时使英国投票脱欧的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就在于:人们感到自己被忽视了。那些愤恨不已、担心丧失中产地位的公民不仅指责精英阶层,认为后者忽视了他们,同时他们也怪罪穷人,认为穷人得到了不公平的优待。在很多个体看来,经济不景气主要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而非资源的丧失。努力工作本应带来个人尊严,但是,许多白人工人阶层认为他们的尊严未得到承认,而政府给那些不愿遵守规则的人提供了过多的好处。

  收入与地位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基于经济阶层的传统左翼不再受到青睐,而民族主义的或宗教保守主义的诉求却一呼百应。民族主义者对那些不满的人说,他们一直都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而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你们的国家不再是你们的了”,民族主义者说,“你们在自己的国度没有得到尊重。”宗教右翼的说法与之类似:“你是伟大信仰共同体的一员,而这个共同体正被非信徒背叛,这导致了你的贫穷,也是违逆上帝的罪行。”

  这种叙事的流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移民在许多国家都备受争议。与贸易一样,移民推动了GDP的整体增长,但并未惠及社会所有群体。人口中占多数的族裔几乎总会将移民视为对其文化身份的威胁,在近几十年来跨境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就更是如此了。

  然而,仅仅是对移民的愤恨这一项,还难以解释为什么欧美的民族主义右翼政党近年来能够赢得过去左翼政党支持者的选票。政治上的集体右转也反映出当代左翼政党未能与其选民对话,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时代,这些选民感受到了身份地位的下降。在过去,进步人士借助工人被富裕资本家剥削的共同经历,以及对资本家的仇恨,提出“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这一口号。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一直到80年代罗纳德·里根上台,绝大多数工人阶层选民都支持民主党。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建立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层团结的基础之上。

  但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围绕工人阶层或被剥削者等大的集体来凝聚选民,而是开始关注那些规模更小的群体,后者认为自己以各种不同的、独特的方式被边缘化了。普适和平等的原则,突变为要求对特殊予以承认。久而久之,这种现象从左翼转移至右翼。

  身份的胜利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了强大的新社会运动。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要求国家践行《独立宣言》中所承诺的平等,这一承诺也曾写入内战后的美国宪法。紧接着是争取女性平等待遇的女权运动,这一运动激发了大量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又反过来影响了运动的发展。一场同步进行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有关性和家庭的传统规范,而环境运动则重塑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随后几年出现了维护残疾人、美国原住民、移民、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权利的新的运动。然而,即使法律有所改变,边缘群体得到了更多机会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各个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偏见和偏狭在个体中依然司空见惯,少数群体仍要继续应对歧视、偏见、不被尊重和受到忽视等种种压力。

  这种境况下,每个边缘群体都可以要求社会以对待主流群体的方式对待他们,或者是为其成员确立一个独特的身份,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与主流群体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种选择逐渐占了上风。起初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要求美国社会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全美伊斯兰联盟(Nation of Islam)等群体,他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黑人应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而不必关注社会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子。另外,美国黑人的真实内心与白人并不相同,黑人成长于白人主导的、充满敌意的社会中,这种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经历是与暴力、种族主义和诋毁相伴的,是其他环境中长大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这些主题在今天的“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中得到了呈现,该运动始于为警察暴力的个别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诉求,但很快扩展为使人们更深入了解黑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努力。像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这样的作家将当今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悠久历史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段历史是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一部分,他们永远难以相互理解。

  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女权运动内部。主流女权运动的要求原本侧重于女性在就业、教育、法庭诉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是从一开始,女权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就提出,女性的意识和生活经历与男性存在根本不同,运动的目的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推动女性能像男性一样行动与思考。

  其他运动也很快抓住了生活体验这一点对于各自斗争的重要性。边缘群体越来越多地要求法律和制度将他们与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而且要求社会更广泛的承认,甚至颂扬他们区别于主流群体的那些内在差异。“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原本仅仅指多元社会的一种特质,现在已成为一个纲领性标签,它宣称重视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体验,有时会对过去那些被忽略或被低估的文化予以特别关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起初关注的是较大的文化群体,如讲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非裔美国人。但很快它便成为这样一种图景,社会分裂成许多拥有独特经历的小群体,以及一些由不同的歧视所共同界定的群体,例如有色人种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体验不能仅从种族或性别的视角来理解。

  左翼开始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因为制定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已经更加困难。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进步团体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20世纪上半叶,极端左翼从根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派的理想及其对激进平等主义的愿景。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的议程有所不同:接受自由民主制,但寻求扩大社会福利,使社会保障覆盖更多人。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利用国家权力,扩大所有公民获得社会服务的机会,以及通过财富重新分配等方式来促进社会经济平等。

  然而,这一战略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在大多数完成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工人阶层更加富有,并开始融入中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左派走进了死胡同,其不断扩大社会福利的目标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正好碰到财政拮据的状况。政府的应对方式是货币超发,这又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再分配计划则逆向鼓励人们减少工作、储蓄和创业,反过来又削弱了整体经济实力。尽管人们作出了雄心勃勃的努力,如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提出的“伟大社会倡议”(Great Society Initiatives),但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民主党也被迫与资本主义和解。

  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左翼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雄心壮志的削弱,与其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形成呼应。左翼的本质特征依然是对平等、对isothymia的追求,但是它的主要任务已从早期为工人阶层谋福利转向了重视边缘少数群体的需求。许多激进分子开始将传统工人阶层及其工会视为一个特权阶层,认为他们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困境缺乏同情。他们试图扩大更多群体的权利,而不是致力于改善个人的经济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工人阶层被抛弃了。

  从左翼到右翼

  左翼对身份政治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往往需要以特定方式来对待。很多外人经常察觉不到其行为正对某些群体造成伤害,就像许多男性在Me Too运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之后所意识到的。身份政治旨在改变文化和行为,这一过程也将为许多人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通过聚焦于某些群体遭遇到的不公正,身份政治带来了文化规范方面的良好变化,并促成了给许多人带去帮助的具体公共政策。“珍视黑人生命运动”使得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更加注重他们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尽管警察虐待行为仍然存在。Me Too运动拓宽了人们对性侵犯的普遍认识,并引起了关于现行刑法在处理性侵犯方面不足的重要讨论,其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是女性和男性在工作场所互动方式的改变。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但是,身份政治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削弱了进步人士对更严肃问题的思考——如何扭转大多数自由民主制国家在过去30年间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争论文化问题远比政策改革更容易,让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更多进入大学课堂,也要比增加象牙塔外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收入、让他们获得更多机会容易得多。此外,近期身份政治主导的一些选区,如硅谷,那里的女性高管,以及好莱坞女明星,都接近收入分配大厦的顶端。帮助女性进一步实现平等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缩减收入最高的那1%和其他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述讨论起不到什么作用。

  如今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大群体中转移开,这些群体遭遇的严重问题愈发受到忽视。对于当前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以及成长于农村贫困单亲家庭的儿童将面临何种命运,左翼的积极分子谈之寥寥。而对于自动化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失业,或者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美国民主党也未能提出任何远大的应对战略。

  此外,左翼的身份政治对言论自由和维持民主制所需的理性话语构成了威胁。自由民主制国家致力于保障人们在思想领域谈论任何内容的权利,特别是政治议题。但对身份的过分关注与对公民话语(civic discourse)的需要产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体现在把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放在首位,而把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置于其次,更重视发自内心的观点,而不是理性商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迫使人们放弃先前的观点。如果一个主张冒犯了某人的自我价值感,那么后者就有充分理由让发表主张者闭嘴或对他进行诋毁。

  依赖身份政治也有作为政治策略的弱点。美国政治体制目前的失衡和衰退也与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日常管理成了一种“边缘冒险的试探”。这主要应归咎于右翼。正如政治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论证的那样,共和党转向极右翼远快于民主党的转向,但双方均已离开中间选民。关注身份问题的左翼积极分子很少代表整个选民,实际上,对身份的关注经常会使主流选民离他们而去。

  但目前左翼践行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点也许是,它刺激了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左翼对政治正确的信奉。受政治正确的影响,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或观点时,总要顾忌会不会招致道德谴责。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与其正统性理念相违背的观点,是公共话语中的禁区。但是,新的身份不断出现,以及可被接受言论的范围一再变化,让人们变得无所适从。在一个高度尊重群体尊严的社会中,新的边界不断出现,原本可接受的谈话或表达自己的方式可能会变得令人反感。例如,今天在某些语境中仅仅使用“他”或“她”(“he”or“she”)这两个词可能会被理解为没有考虑到双性人或跨性别者。但这样的表达并没有威胁到任何基本民主原则,而是对某个特定群体的尊严形成了挑战,表明对该群体的斗争缺乏认识或同情。

  实际上,在左翼内部,只有相对少数的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最极端的政治正确。但是这些少数的个例经由保守派媒体的渲染,让人们以为整个左翼就是如此。这或许能解释2016年美国大选中一个非同寻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中受到极大欢迎,但他的行为放在以前注定会让他输掉大选。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嘲笑过一个记者的身体残疾,把墨西哥人描述成强奸犯和罪犯,并且还吹嘘自己曾猥亵女性。这些言论与其说违背了政治正确,不如说丢掉了基本的礼仪。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并不一定赞同这些言论或特朗普其他令人发指的言行。但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公开发表言论受到过度监管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欣赏他没有被舆论压力吓住而变得小心翼翼。在一个政治正确所塑造的时代,特朗普表现出一种许多美国人钦佩的真实性:他可能是有恶意的、偏执的,不像个总统,但至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所反映出的并不是对身份政治的排斥,而是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很多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层选民认为自己被精英阶层忽视。在美国乃至许多欧洲国家,生活在农村的人都是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他们经常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受到国际大都市精英阶层的威胁。白人工人阶层虽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族群,但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被边缘化的人群。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其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白人民族主义(racist white nationalism)。

  特朗普直接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从地产大亨和真人秀明星转变为政治竞选人,是在他成为“出生地阴谋论”最有名的推动者之后,这一理论质疑了奥巴马担任总统的资格。作为总统候选人,当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他的认可时,特朗普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抱怨说,审查特朗普大学一案的联邦法官对他“不公平”,因为法官是墨西哥裔。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民族主义者暴力集会中,一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死了一名反示威者,特朗普则声称“双方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他花不少时间把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挑出来批评,而在人们发现南部领袖的雕像被拆除时,他又利用了人们的愤怒。

  由于特朗普的崛起,白人民族主义已经从边缘来到了接近主流的位置。其拥护者抱怨道,虽然在政治上可以谈论黑人权利、女性权利或同性恋者权利,但是想要伸张白人的权利,就肯定要被冠以种族主义者之名。左翼身份政治则认为,右翼关于身份的论断并不合法,不能与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边缘群体的主张放在同一道德平面上,因为右翼反映的是历史上享有特权群体的观点。这显然是正确的。保守派过度夸大了少数群体受到优待的程度,正如他们夸大了政治正确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一样。许多边缘群体的现状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警察暴力,女性仍受到侵犯和骚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如何借用左翼的语言和框架:白人正遭受伤害,而他们的处境和痛苦并不为社会其他人所见,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和政治架构——特别是媒体和政治体制——需要被粉碎。在意识形态光谱中,透过身份政治这个镜头,多数社会问题现在得以看清。

  对共同信念的需要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群体和被排斥群体,但也需要通过协商和共识来实现共同目标。左翼和右翼均转而强调保护少数群体的身份,最终会威胁到上述进程。补救办法并不是放弃身份的观念,身份是现代人思考自身及周遭社会的一个出发点。要做的是界定出范围更广、更具整合性的国民身份,同时考虑到自由民主制社会事实上的多样性。

  人类社会无法摆脱身份或身份政治。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表述中,身份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观念”,基于thymos这一普遍的人类特征。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拥有未被认可的真实内在自我,而外部社会可能是虚假和压抑的,同时它也强调了尊严必须得到承认的这一天然要求,并提供语言框架用以表达这种承认缺席时所产生的怨恨感。

  放弃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建立的基础是:每个个体享有同等选择权,以及决定集体政治生活的机制。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的状况。现代化意味着不断变化和破坏,以及不断开启原来不存在的选择。总体上看这是好事:几代人以来,数百万人从没有给予他们选择权的传统社区逃离,投向了那些提供选择机会的社区的怀抱。但是,现代自由社会中存在的自由和选择的灵活度也会使人们不满,造成他们与其他人类同胞脱节。他们发现自己怀念之前的社区和结构化生活,觉得已经失去了这种先辈据说拥有过的生活模式。他们寻求的真实身份是将他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身份。有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被一些政治家引诱,后者声称他们被现有的权力结构背叛,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是重要社群的成员,这些社群的伟大将再次被承认。

  然而,现代身份的本质是可变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服自己:我的身份是先天生理决定的,自己无法控制。但现代社会公民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所塑造的。人们的身份受到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交往关系和民族等因素的多重界定。虽然身份政治的逻辑是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只关注自我的小群体,但也有可能创造出更广泛和更综合的身份。人们不必否认个人的生活体验,以承认自己和广大的公民群体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渴望。换句话说,生活体验可以只是体验,它将个体与不同于自己的人联系起来,而不是区分开来。因此,尽管现代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可以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但它们都可以将身份政治引导到更广泛的相互尊重上来。

  第一个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出发点,是抵制那些导致群体成为受害者及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还有性骚扰。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评,都不应声称这些并非真实发生的情况、不是迫切需要具体措施去解决的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制国家必须更进一步。政府和民间社会团体必须集中精力将较小的群体纳入更大的整体。民主国家需要推动建立政治学家所谓的“信念式国民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这种认同不是基于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体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核心价值观和信念之上。这个观念旨在鼓励公民认同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吸纳新成员。

  在欧洲,抑制身份政治的恶性影响将非常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的左翼支持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这就大大削弱了新移民融入信念式国民文化的重要性。在反种族主义的旗帜下,欧洲左翼政党对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同化障碍的事实未予重视。而新兴的民粹右翼则怀旧地回望着日渐衰落的民族文化,这种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曾一度繁荣。

  对抗身份政治,欧洲必须从更改与公民身份相关的国籍法做起。这样的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欧盟28个成员国都积极捍卫自己国家的特权,并随时准备否决任何重大改革或变动。因此,任何行动,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开展。为了避免一些族裔受到过度优待,那些根据“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即以父母所属种族为基础——赋予公民身份的欧盟成员国,应该采用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新法律,即在该国境内出生的任何人都会被赋予公民身份。但是,欧洲国家也应对新公民的入籍实施严格的要求,就像美国多年来的做法。在美国,除了必须证明已在该国连续居住5年以外,新公民还要有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对美国历史和政府有所了解,品行良好(即没有犯罪记录),通过宣誓效忠美国来表明对美国宪法原则和理想的拥护。欧洲国家应该对新公民有同样的要求。

  除了对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作出更改以外,欧洲国家还需要摆脱基于种族的国民身份的观念。大约20年前,叙利亚裔德国学者巴萨姆·提比(Bassam Tibi)提议将“主导文化”(Leitkultur)作为新德国国民认同的基础。他将主导文化定义为对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的信仰,它根植于启蒙运动的自由理想。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们反对他这一建议,因为它暗示了这些价值观优于其他文化价值观。这样一来,德国左翼无意间安抚了那些不在乎启蒙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但德国和其他主要欧洲国家迫切需要像主导文化这样的东西:一种规范性的调整,它能使土耳其裔的德国人把自己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把自己称为瑞典人,等等。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速度太慢。

  欧洲人创造了卓越的文明,它可以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又能始终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历史早期就形成了一种信念式国民身份。正如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公民可能被指责为“不美国”,但一名丹麦公民不会被描述为“不丹麦”,一名日本公民不会被指责为“不日本”。美国主义(Americanism)是一系列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组合,而不是一个民族。

  如今,美国必须重新树立内战后出现的信念式国民身份,抵御左右翼两方的攻击。右翼这边,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国民身份取代信念式国民身份。而左翼一边,身份政治的拥护者已经寻求通过强调群体不断成为受害者(victimization)这一点来破坏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他观念是内在于美国基因中的。这些缺陷一向都是并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特征,它们必须被正视。但进步人士也应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历史,该版本侧重于描述这样一群人的故事——他们克服重重壁垒,使其尊严得到承认,而且这个群体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回归基础

  一旦一个国家确定了一个恰当的信念式国民身份,可以把现代社会实际的多样性考虑在内,那么关于移民的争论必将发生根本变化。在美国和欧洲,这场辩论目前两极分化。右翼试图阻断移民,将移民遣送回原籍国;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制国家有义务接纳所有移民。这两种立场都是站不住脚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能最好地让移民融入一国的信念式国民身份。顺利融入的移民可以给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入较差的移民是国家的累赘,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各国政府口头上表示需要更好地同化移民,但未能积极贯彻。许多欧洲国家实行的政策反而阻碍了移民融合。例如,在荷兰的“柱状化”体系下,儿童会在相互分隔的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或世俗体系中接受教育。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其实不太可能促进快速同化。

  在法国,情况有所不同。法国的公民身份概念和美国的类似,都是围绕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理想建立起来的。法国1905年关于世俗主义(lacité)的法律正式将教会和国家分开,所以法国不会存在荷兰那种公共资助的宗教学校,但法国面临着其他重大问题。首先,不管法国法律如何规定,社会依然普遍存在歧视,对移民造成不利影响。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年轻移民的失业率接近35%,而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为25%。在促进移民同化方面,法国应该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后,构建法国公民身份的这种理念被抨击为伊斯兰恐惧症,在当代法国,同化的概念在政治上并不为很多左翼人士接受。这很令人遗憾,因为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分子会将自己定位为普遍公民身份(universal citizenship)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同化的工作将从公共教育领域展开。几十年来,公民基础教育的规模一直在下降,对移民及本土美国人来说都是如此。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言课程项目(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教学)。这些课程被宣传为可以让非母语人士加快习得英语,但经验证据显示,这样做的效果有好有坏;而实际上,这样可能会延缓英语学习的进程。

  美国的信念式国民身份,也可以通过要求国民为国家服务而得到增强。这会强化美国公民需要奉献和牺牲的观念。除了服兵役,社区工作也是服务国家的一种方式,例如在学校教书,或从事于公共出资的环保项目,后者很像罗斯福新政时期的那些项目。如果这种国民服务结构设置合理,它将促使年轻人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地区、种族和民族的人一起工作,就像服兵役的效果一样。与奉献的所有形式一样,它会让新人融入民族文化。国民服务可以成为古典共和主义的当代版本,这是一种鼓励美德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是放任公民只关注其私人事务。

  同化的国家

  不管在美国还是欧洲,与移民融合相关的政策议程必须关照接受移民的程度问题。随着移民数量相对于本地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他们融入主流文化变得更加困难。移民社区在达到一定规模时,往往会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外部群体建立联系。这可能压垮公共服务,超出学校及其他公共机构施以关怀的能力限度。从长远看,移民对公共财政或许会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但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并成为纳税公民或合法居民时才会如此。新移民的大量出现也可能使本土公民减少对慷慨福利政策的支持,这一点在美国和欧洲的移民辩论中都有所涉及。

  移民能使自由民主制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获益良多,但国家无疑也有对自己边境的控制权。所有人都有获得公民身份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除了自己和他们父母所出生的国家之外,还有权获得任意国家的公民身份。此外,国际法也不会否认各国控制边境或设定公民资格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更好地控制其外部边境,在实践中这就要求给予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更多资金,赋予其更强的法律职权来管理移民流动。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欧盟边防局(Frontex)——人手和资金都不充足,未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成员国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境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欧盟内部人口自由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是很难持续的。

  在美国,主要问题是对移民法的执行很不一致。政府最初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阻止数百万人非法入境并居留,然后再进行零星的、看似随意的驱逐,这是奥巴马时期的政策特点,这种政策很难长期持续。但特朗普承诺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基本相当于一种本土主义姿态,而现实是:很大一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入境美国的,但在签证到期后拒不离开。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处罚那些雇用非法移民的人和公司,还应建立一个国家级身份识别系统,可以帮助雇主分辨哪些人能够合法地为其工作。这样的系统尚未建立,因为太多的雇主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且,由于担心政府越权,左翼和右翼都有很多人反对设立身份识别系统。

  结果是,美国现在收容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绝大多数已在该国居留多年,并且从事着有益的工作,养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遵纪守法。少数人则有犯罪行为,就像少数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也会犯罪。但是,因为非法移民违法进入美国并居留,就认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犯罪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可以强迫他们统统离开美国并返回原籍国一样荒谬。

  关于移民改革基本协议的纲要,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将采取严厉的执法措施来管控国家边境,并为无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创造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协议可能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是最顽固的移民反对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而亲移民群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引导外国人顺利融合的公共政策或许有助于打破这种僵局,以应对目前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热潮。激烈反对移民的团体由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组成。强硬的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见的驱使,他们的想法很难改变。但其他人关心的是大规模移民所导致的社会变革的速度,担忧现有机构设施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这是合理的担忧。对融合予以更多关注的政策或许能缓解他们的担忧,把他们和偏执分子分离开来。

  每当穷人和边缘群体被他们的同胞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对丧失地位的愤恨始于真实可见的经济困境,消除愤恨的一种方法是缓解他们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很多左翼人士几十年前就已经不再考虑那些可能有助于改善穷人处境的雄心勃勃的社会政策了。谈论尊重、尊严这些话题,比提出一些代价或许高昂、但能切实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方案要容易得多。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这是美国社会政策的一个里程碑。法案的反对者试图把它与身份问题挂钩,暗示该政策是由黑人总统制定的,用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但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是一项国家政策,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与他们的种族或身份无关。该法案的很多受益者包括南方的农村白人,但他们却被说服把选票投给了决心推翻该法案的共和党政客。

  身份政治使制定这些雄心勃勃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虽然20世纪早期围绕经济政策的争论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政体发现,那些持相反经济观点的人往往也能放下分歧,相互妥协。相比之下,身份问题更难调和:要么你承认我,要么不承认。对尊严丧失或被人忽视的愤恨往往具有经济根源,但围绕身份的斗争经常让人难以注意到那些有价值的政策观点。因此,创建更广泛的联盟以争取再分配,已经愈发困难:工人阶层成员同时又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如美国白人),他们一般会反对与地位在其之下的人联合,而后者也不愿与地位更高的人联合。

  民主党面临一个重大选择,要么继续通过大力动员身份群体,如非洲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职业女性、LGBT群体等来赢得选举,现在民主党最狂热的社会活动者都出自这些群体,要么尝试把一些白人工人阶层选民拉拢回来,从罗斯福新政到“伟大社会倡议”,这些人一直都是民主党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却投向了共和党一边。前一种策略或许能让民主党赢得选举,但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做法。共和党正在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在成为少数群体政党。如果这种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对美国民主政体而言,这是一个不健康的结果。

  更加统一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往往在小说中得以最好地表达出来,特别是科幻小说,它们试图刻画由新技术统领的未来世界。在20世纪上半叶,恐惧主要集中在扼杀个性和隐私的集权政权上,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但是,这种反乌托邦的性质在之后几十年里有所变化,其中一种观点就谈到了身份政治引起的焦虑。像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il Stephen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这样所谓的网络朋克作家预测,影响未来社会的并非集权政权,而是互联网所推动的难以控制的社会分裂。

  斯蒂芬森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描绘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实境”(Metaverse),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虚拟化身,任意改变身份。在小说中,美国社会已经按个体身份分解为一个个“郊区飞地”,如新南非(种族主义者聚居地),社区间移动需要有护照和签证,中情局已经私有化,“企业号”航母已经成为难民的浮动家园,联邦政府辖区仅限于联邦建筑所在的地带。

  反乌托邦小说的好处在于它描绘的未来几乎永远不会成真。对于当前趋势将如何以更加夸张的方式愈演愈烈,《1984》作者的想象成了一种有效的警告。而今天人们将他们的国家设想为支持多样性扩展的更好的地方,同时也包括设想多样性应如何服务于共同目标、维护自由民主,而不是对其造成威胁。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角度去思考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非固定,也不一定天生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划分,也可以用来凝聚,最终这会成为当前民粹主义政治的解药。

  *原文来自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

  注释:

  ①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现在一般指代非异性恋群体。——译者注

  

作者简介

姓名:弗朗西斯·福山 工作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e8142980c170210.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