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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2020年06月16日 15:00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张海荣 张建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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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百年来破解乡村文化失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基于历史参照、现实关怀乃至理论思考,乡村文化治理可有多元实践,“向里用力”的“立人”应为根本遵循。转型期面对社会快速变迁所引起的种种“不适”,能否在传统乡土社会的“礼治”与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理治”中,找到可资鉴戒的激发农民主体性的思路,进而与时俱进地在“法治”主导下重构当前乡村文化治理路径,不仅事关“三农”问题的破解,也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要以“情”“理”交融为坐标,需立足必备的“外部”条件,以统整融合的文化观来化育,由此推动“人的建设”,促进乡村文化建设。

  [关键词]文化治理;文化建设;礼治;理治;法治

  [作者简介]张海荣,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建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人是社会主体,主导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历史以来,民族堕落与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1}同理,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深层根由仍然是人的问题,也可谓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乡村文化治理难以取得成效。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主题,相关研究著述颇丰,不少观点富有启发性。略感不足的是,在思考破解人的问题上,截至目前,尚缺乏历史维度下“向里用力”的系统关照。借此,对“向里用力”该进行怎样的贯通思考?传统社会与集体化时期乡村的文化治理在“立人”方面有着什么样的主导理念及机制?转型期“向里用力”的“立人”建设又该如何着力?这些问题均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

  一、向里用力:乡村文化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因应时局的过程中,经历了本能与自觉,器物、制度及文化的复杂的历史演进。由于人是主导社会变迁的主体,毋庸讳言,这一变动进程的快慢与高下,根本取决于人的文化底蕴,或曰人的精神向度与精神丰度,如鲁迅的概括,“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百年乡建,其成效和走向,同样取决于农民的精神气度及行动实践。置身在现代化环境与坐标中,乡土社会吐故纳新的发展变迁一如历史,需要的是适应时代变换的新人或曰新民。

  由于“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的因素”{3},“立人”实践因之是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产生活等复杂的过程。就塑造人的文化精神而言,不管有着怎样的复杂关联,“向里用力”的人性涵养以及激发人的自省与自觉,当是“立人”的根本所在。这也是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治理要义的概括,即“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4}。

  这种紧紧围绕着“人”的主旨立意,若向前追溯,历史传统颇为悠久。“人之独”的思想观念,便是一种体现。先民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5}

  “人之独”论内涵很丰富,就做君子来看,强调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有“独”之人),唯有才与执着追求的人才能做君子,即王船山所说的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然“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筑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中庸·第二十九章》)。通俗地讲,做君子难,不是人人可轻而易举地企及,但君子之道本质上是存于个体身上的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的大雅德行,感召力极强。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教人只要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讲人品、做君子的这种“立人”追求功不可没。

  君子之道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6}欲达致最高境界,无疑是一个孜孜不倦追求人品和主体精神的过程,也是“向里用力”的过程。历史表明,这种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立人”的思想和逻辑,近代以来,不管出于主动或是被动,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直有着接续与传承。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各种乡建人士力图使“愚贫弱私”的个体小农成为现代“新民”,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可谓接力解决“立人”问题的一种诠释。

  转型期随着现代化变革的日益加速,广大农村也进入风险社会。特别是中国当下正处于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三重社会形态的交叠期,其中潜藏的风险系数不言而喻。{7}早在新世纪之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一系列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随之付诸实施。就文化建设而言,由倡导乡风文明递进到“扶志与扶智”,有着“向里用力”的“立人”关照。这种关照既是历史课题的延续,也是现时振兴乡村的关键所在。

  二、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及根源

  转型期意味着整个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发生显著改变,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分配形式等有着深刻的革命性变革。随着这种变革,乡村原有文化系统被打破,农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文化堕距{8}或曰文化失调问题。囿于传统和现代的制度交织、变与不变的观念共生、公与私的利益纠葛等,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带来的发展不平衡,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主要受制于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具体体现在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教育欠缺等诸多方面。就内因看,根源是精神贫困所致农民主体性不足即“人的问题”。

  (一)共同体松散致“离心离德”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因改革释放出极大的活力。然而,单家独户的生产经营管理渐渐呈现出后继乏力的问题。尽管理论上农地经营制度是统分结合,实际情况是仅有分而缺乏集体的统。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原有的集体组织大都解散,农村共同体处于松散状态。特别是青壮年常年离土又离乡地外出打工,在村的基本是被称作“六一”“九九”部队的老年人与留守儿童。除了人力,村庄其他资源也不断外流。

  空心化的农村缺乏凝聚力,即便打工青年人每年回乡,甚至有人加盖了新居,松散的局面却难以改变。乡村事实上已处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境地,主要特征是“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9}。凝聚方能共情,进而才能守护和遵从共同体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熟人社会里的“民风淳朴”,与其说是个体自觉践履道德规范的产物,毋宁说是“熟人社会”里道德舆论压力的结果。{10}共同体一旦松散,舆论压力微弱,自然会产生离心离德问题。

  囿于公共性不足,“只顾眼前”“搭便车”“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心理势必占上风。在分散状态下,农民因凝聚而生的仗义执言、交换信息及积善抑恶的谴责监督等均失去应有的空间和效力;哪怕有人做出很“出格儿”的事情,大家私下议论一番就算过去,鲜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农民之间价值认同度降低,乡村文化逐渐劣化。

  (二)精神缺失使“法礼异化”

  有媒体人谈及中国社会转型中人的精神状态,用遍地的奢华与奇缺的教养作了概括和反思。乡村人除少数发迹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土豪”外,还谈不上奢华,教养欠缺当为普遍现象。礼俗活动因失了文化教养,往往变成不走心的“表演”。例如,办白事看似仪礼齐备,雇人哭泣与大跳艳舞的“桥段”竟大张旗鼓地植入其中,庸俗不堪。

  钱理群有一个关于乡村建设的讲话,其所忧虑的,便是当下人的精神问题。他在讲话中谈道: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11}农民由于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教育,加上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为求生存自然而然地选择趋利避害。趋利避害的结果,是乡村文化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如学者所述,曾经“‘风俗纯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山村,即便是‘破四旧’的年代,仍过年迎接祖先,烧香磕头。大年初一,家族男丁,都挨家磕头拜年。……而今,家中鸡犬不宁,或父子反目,或兄弟阋墙,或夫妻别异,或子女辍学。百怪千齐,无所不有。饭吃饱了,衣穿全了,屋建好了,可是精神丢了,灵魂没了,风俗坏了,乡情失了”{12}。

  如今不少乡村陷入“礼不是礼、法不是法”的尴尬困境,固然与经济等因素制约有关,但深层根源在于农民缺乏精神追求。没有精神支撑,个体不讲公德乃至私德,不论是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明,均难以在“成问题的乡村”扎下根来。久而久之,社会既有行为范式、价值观念被普遍怀疑及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13}人的行为若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毫无疑义,呈现出的自然是紊乱无序状态。

  (三)价值扭曲彰“人性之恶”

  一般来说,社会变迁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变化慢却不等于价值观念可以保有原状,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中,人们原有的思想状态往往难以为继。就乡村社会而言,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强调,礼治社会是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14}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乡村传统礼治中的价值观念因缺乏合适的土壤环境,渐渐杂草丛生;与此同时,新的现代化、法治化的价值观念,同样缺乏合适的土壤环境而难以落地生根。青黄不接之际,农民的价值取向容易滑向放任自流的一端,即缺乏规矩的动物性一面,也可用前述的“趋利避害”来概括。此时的人处于混沌、本能而 “不自觉”的状态,人性之恶不经意间就会显露。梁漱溟言: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人若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就不能开发我们的清明,……失掉清明就是失掉了人格。{15}

  价值扭曲、人格缺失使得现实不少农村变得有些不堪,若身临其境地体悟,那些臆想的“乡愁”会烟消云散。有人借用“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诗句来检视人性;也有人认为,识人不必长时段,关键时刻见真情。其实,在乡村中考量人性,单看日常中子女如何对待双亲、大家如何对待弱者,就可以准确地加以判断。“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圣治章第九》)。乡村现今局面和困境,再次指向“人的问题”,向里用力的“人的建设”亟待加强。

  三、乡村文化治理中“向里用力”的历史鉴戒

  就传统和现代而言,“现代必然由传统转化而来,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16}。传统乡土社会的“立人”与集体化时期乡村的“树人”,两个阶段在“人的建设”上既有差别又有共性,很值得深入挖掘。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乡村文化失调问题凸显。为增强农民主体性,在倡导“四维”“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同时,乡建派结合民主与法制等观念着力于培育“新民”,试图摆脱乡村落后的困境。然而,颇具启蒙意义的乡村文化建设受国内外战争的影响,仅停留在短暂零星的试点阶段,完成再造“新民”的历史任务便留给了后来者。职是之故,“向里用力”的历史参照,可主要借助传统和集体化时期“立人”的思想观念及其实践。

  (一)礼治与理治:坐标明晰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时代不同,乡村文化治理的主导理念或曰坐标自然各不相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文化治理为“礼治”。选择这一坐标,事实上是由安土重迁的小农生产生活状态所决定的。其时乡土社会为熟人自治,家庭、家族构成基本细胞及组织交往单位,乡贤或曰长老掌舵引航。为使小共同体中每个人尊道守序更有凝聚力,向里用力的“立人”便是最优选择。“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牧民》)的文化治理在乡间应运而生。比较而言,此乃乡土社会的低成本治理,故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被学者称作“不成问题的乡村”{17}。

  从理论上讲,“礼治秩序”的概念,源于《乡土中国》一书,费孝通借其表述中国基层社会,认为其特征之一就在于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在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8}“礼”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人们理出合乎道德的经济秩序。{19}瞿同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来理解“礼”的含义,“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20}。总之,礼不仅仅是一种个体行为规范,也是一种社会秩序{21}。礼又是一种隐而不彰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塑造新农民也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由此开启。时过境迁,传统乡土的“礼治”已完全被颇具现代化立意的“理治”所取代。这一主导理念的生成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关心的是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22};尽管领导建立了新国家,并着眼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但当时不少农民对共产党并非了解{23};尤其是经历长达20多年的战争,乡村陷入贫穷衰败境地,而工业化战略目标的实施,需要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提取资源。因此,无论是增进农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是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均需搞好乡村建设,特别是“人的建设”。

  再者,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改造传统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与潮流。新中国成立后,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国家将乡村社会纳入到现代化统一进程中,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24}。这条规划之路的特征是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广大农村走上集体化道路,实现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为破解其中的张力问题,增进农民对走集体道路的认同,需要加强乡村思想文化建设。党的施政路线的核心,便是“依靠社会理想,依靠论证这一理想合理性的理论进行治理”{25}。

  出于配合思想政治教育与说理,党的组织一直延伸到农村基层,即使是生产队也安排专门的政治队长。当时找生产队长评理成为社员们的口头语。{26}再具体些讲,工分的评定也内含着一种评理精神。总之,寓无处不在的“道理”的主导下,中国农村实践并维系着人民公社制度。有学者指出,人民公社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乡土社会形态。它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使乡土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大变化和冲击,但社会秩序却超常的稳定。{27}这其中,理治主导下“立德树人”的文化建设功不可没。

  (二)机制与举措:多元一体

  社会治理即社会运行管理,需要良好的机制及举措。机制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事物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原理。{28}以此关照,“礼治”与“理治”这两个坐标体,又分别是内涵丰富的文化治理机制。

  礼治蕴含礼制、礼仪、礼义{29},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举措在涵养人方面功不可没,构成一种层层递进的“立人”的实践过程。安土重迁的乡民,由于见识和受教育机会有限,开启教化的过程基本通过礼制进行。以礼制俗,倚重礼制来约束和规范,免得人的行为举止失范与失序。如此讲,并非意味着农家人粗鄙。在生活境况比较差特别是缺乏仓廪实知礼节的那种从容时,遵礼守制能够抑制人性中负面气质的释放,保障人的道德伦理不至于虚空。其所蕴含的逻辑,与传统王朝治理从“重德化”到“明礼制”的治乱史观的转变相契合。{30}

  与强制性的礼制、律令相比,礼仪在人生的修养方式上相对柔和。通过锲而不舍地学礼习礼,借仪式与节度融入人的感情,从而亲亲尊尊,内化人格而复性于礼。{31}“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严谨的仪式操练中习得,举止合体,熏陶气质。此时的礼,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外在规范,也是变化气质、端正人心的修身养性之功。如蔡元培所言:“礼仪能造就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32}

  就礼意(义)而言,其为制礼的意旨,礼之所以为礼的精义,也可作上述“化”的理解。换句话讲,创设礼制与礼仪最终是“化人”,使人能深明礼义即“明事理”。有了明事理的境界,乡民们哪怕物质条件再艰苦,处事也会将心比心、有怜悯心,呈现出人的精神气度。明事理不只关联着零零杂杂的村民日常,同时还有着“人生的意义”的关照。如农民谈论的“抱着金元宝,若没命一切皆空”的理儿,何尝不是一种哲学性命题。在广袤的乡间,这种深明礼义,恰恰说明了千百年来的乡村缘何能够低成本自治。

  就集体化时期的“理治”来讲,其是由比较现代的扫盲启蒙、理论说教、奖优罚劣、宣传教育所构成的“立德树人”的文化治理体系。逻辑上似乎没有前者那么环环相扣,机制与举措却主次分明,成效同样显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续10多年的农村扫盲,可谓立足实际的乡村文化建设与思想启蒙。这一扫盲过程,由写字、算账切入的同时,将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技术教育融合进来,最终目的是达到“人”的塑造。这是一次着力于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并由此将革命理念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的政治规训过程。在这样的规训之后,原本目不识丁的乡村人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新人”{33}。

  道理评说是集体化时期党中央在农村推行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方法。通过说教方式向农民讲述革命道理,讲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使其尽可能地戒除小私有者的种种狭隘而变为大公无私的公社社员,以此规避“出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以及浪费集体资财等问题。

  维系集体生产生活,对农民来说,光讲理、评理不行,行政命令也不可取。一方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典型、立榜样激励大家心向集体,不失为一种有效举措;另一方面,对意欲“离群”单干的以及在集体中偷奸耍滑搞破坏的农民,进行惩戒就成为必要选择。

  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平稳运行,虽有制度规约与运动整肃,从根本上讲,还需培育与之相辅相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道理就在于此。价值观的塑造,首当其冲要大力宣传教育。扬公抑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传,不仅在运动时期着力开展,日常生产生活中也常有渗透。为有效起到教化作用,基层党组织逐渐开拓出集“队伍培养、材料编排、策略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宣传局面。

  文化观念源于生活,“本来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群人文化的特质”{34}。集体化时期的农村,虽然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因思想教育工作做得细致入化,不少村庄展现出集体主义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孕育了为数不少的蜚声海内外的劳动模范。

  (三)化育与规约:刚柔并济

  无论何时,“向里用力”的“立人”,需立足于人性。且不谈人性善恶,就人欲而言,无论生在庙堂还是乡间,任何人皆生而有欲,如果“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篇》)。如此纷争和矛盾,非“存天理、灭人欲”所能熄灭,需因势利导、刚柔并济地破解。对难有君子般追求的芸芸众生来讲,化育与规约相配合,实乃“人的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着力点。

  在传统“礼治”中,礼制的约束比较刚性。对人的塑造与教导,最有力之处在于礼制。道德实践需借诸礼,变化气质也得借诸礼,至于人性是善恶,无关大碍。{35}“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言性,则茫无所从” (《荀卿颂》《文集》卷十),讲的也是这一道理。在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中,颇具约束力的礼制规避着纷争,维护着长幼尊卑的秩序,有着较强的共同体凝聚作用。

  相较于礼制,礼仪的约束相对柔和。如前所述,仪式和节度,更多在于熏陶气质。比如,“长者不提筷、晚辈不动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细嚼慢咽不出声”“会客正衣冠”等,这些日常的行为举止不可谓不是一种礼仪和仪态。

  礼义全然是化育的诠释和体现。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曰:“驯至于善谓之化”(《荀子·不苟》)。这句话事实上阐明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实的对于教化并非不重要,最关键的却是如何通过教化改变人的思维和意识,使其具有主观情感的形式与力量,导引进而滋润着人自身的行为,渐成为一种自觉自然的状态、习惯和教养,真正臻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36}

  社会主义时期的“理治”与传统时期的“礼治”相比较,概言之,着力的举措大不相同,教化规约的逻辑相似,均是内外兼修、刚柔并举。囿于时代局限,“礼治”与“理治”均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前者主要是杂糅了不良的封建质素,如专制权力与宰制性意识形态说教、个人本位缺失等。后者在于所倡导践行的现代化有些“名不副实”,与“法治”的要求尚存距离。奖惩规约中过于注重身份识别,搞阶级斗争,事实上影响了农村的和谐与稳定;树劳动模范、样板村等,作为重要激励举措,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夸大不实的问题。缺失一定人文关怀的文化治理,降低了其应有的水准与成效。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历史时期“向里用力”的实践探索,于今而言仍有启发意义。

  四、转型期乡村“向里用力”的宏观审思

  文化是生活方式,蕴含在生产生活中,离开人的生存环境和背景来谈文化及其治理,便失去了意义。转型期的乡村,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和集体化时期的封闭环境,处于城乡流动乃至全球交互的开放时代。置身在价值多元、共识不足乃至文明冲突的生态环境里,“人的建设”更加重要;但“向里用力”已不能沿袭先前坐标,机制和举措也得与时俱进。特别是,自近代洋务运动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起,曾断断续续地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关于本土与外来、决裂与调和、开化与自觉等文化争鸣问题,迄今又显现出来,尚未找到比较周全的共识性方案。当前乡村“向里用力”的“立人”建设必须着眼于这种复杂局面。

  (一)以“情”“理”交融为坐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快速的工业化转型,乡村传统“礼治”的价值坐标早已失去土壤和根基;与此同时,集体化时期“理治”的观念体系因时代变换也被迅速解构。如果说传统乡土社会中“立人”是复性于“礼”,集体化时期的“树人”是复性于“理”,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乡村“立人”建设就应复性于“情”与“理”。

  要说明的是,转型期的“理”与集体化时期的“理”,名同实异。前者指“法治”或曰“法理”,以契约规则、责权均担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其中虽有惩戒,却是建立在思维理性平和的基础上,有利于涵养人性,进而实现善治。后者的“理”奠基于比较封闭的管控环境,主导思想尽管也是秉持公心与公理,更多时候掺杂了阶级斗争思维,受浓浓的极端情绪化所累,某些内容不利于人性涵养。改革开放一开启,这套价值体系被快速消解,原因就在于比。

  转型期随着人口流动,农村渐渐从熟人社会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又演进到半熟人社会{37}。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建立在一个自足的规则体系上,人们依靠熟人圈子的延伸,基本可以实现经济合作、情感交流、价值归属等需求。{38}而半熟人社会,更像是一种过渡形态:囿于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共同体的文化共识被打破,主导价值需要重建。在共同体比较松散的状态下,选择法治为坐标,势在必行。

  诚然,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对乡村剪不断理还乱的地缘血缘关系,并未造成实质冲击。而作为现代陌生人社会应有的标配——法治,本质上是一种外在规约,欠缺情理所具有的内在约束力,如子女不赡养老人,法律介入后,双亲会得到赡养费;但父母倚重的情感慰藉,法律难以裁定和给予。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子女有诸如“羊羔尚有跪乳之意”的反思和反哺。因此,以“情”“理”有机交融为坐标,法理之外兼顾情,情理之中遵循法,对半熟人的农村社会而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立人”机制。人民调解在法庭中的运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情理考量;当前倡导农村进行德治、法治和自治{39},不言而喻,也有如此关照。“情”“理”交融地导引人,有利于降低乡村治理成本。

  (二)需立足必备的“外部条件”

  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管子·牧民》)。无论何时,乡村进行“人的建设”,均应具备人的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也就是必备的“外部条件”。在生产生活环境比较封闭的时期,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距不会很大,乡村“立人”的实践脉络相对简单,聚焦于内进行谋篇布局与机制选择,便可收获成效。在开放环境中进行“人的建设”,存在复杂的关联,必须内外关照。

  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情况总体上不容乐观。不同地域的农村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那些资源外流、“精神丢了、灵魂没了、风俗坏了、乡情失了”的村庄境况较差。这些地方拟“向里用力”搞建设,得同时花大力气向外开拓。创造条件使颇具活力和号召力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扭转乡村人财物力不断流失的局面,形成富有凝聚力的村庄共同体,可谓“立人”的重要铺垫。

  当下,新乡贤领导村建、能人(包括大学生村干部)引领村建、社会组织参与村建等,切入点均是以发展促改变,蕴含着经济牵引、福利调动、合作示范等多重逻辑,有着不一而足的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相关研究非常丰富,这里无须赘述。有一点需要说开去,就是近些年倡导的全民健康,在农村理论上似乎也被普及,现实往往忽视或曰挤兑了健康条件的创造。

  注重健康生活本是一种文化观。中国很多地方农民至今普遍缺乏科学的运动和饮食理念,肥胖、高血压等疾病导致不少人未老先衰。缺乏健康的体魄,“立人”目标便无从谈起。早在晚清改造国民性与培育市民社会的思想主张中,有识之士所提出的个人改革标准,其中之一就是卫生,使身体健全,体格上得成为个人。{40}在开放社会中,体格上能否成为健全的人,不全然是个人努力与否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一个社会能否提供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的问题。多年前《南方周末》以香港富豪体验穷人生活为例做一报道,揭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即便再努力,也无望过上优雅的生活。为了生存,几乎每天都风尘仆仆地在外打拼,回家后已累得几近“瘫痪”,鲜有力气做健康运动与细嚼慢咽地优雅饮食。{41}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等结构性现实因素存在的当代,农民追求体格上成为健全的人,同样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需要整个社会有良好的治理生态。由此说明,转型期乡村“向里用力”的“立人”建设,应具备外部条件,非历史时期“多元一体、刚柔并济”的机制举措的实施所能涵盖。

  (三)以“统整融合”的文化观来化育

  从发展的角度看,文化治理是个破旧立新的工程;与经济建设相比,文化的破与立更加不易。考量“立人”的建设成效,如开篇所言,核心在于农民能否展现出应有的时代风貌。转型期解决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向内关照,仍然是一个变化气质及熏陶气质的过程。由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42}是文化内核也即人的“精神”{43},故以良善价值、理性思维等引导人,可谓“向里用力”的关键所在。

  腹有诗书气自华,良好的精神风貌,一定源于文化沃土的培育。当下,欲提振乡村人的精神,激励农民找回那种曾经创造了“风俗纯美,守望相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山村”{44}的从容和自信;并在“饭吃饱了,衣穿全了,屋建好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乡村再次成为“人格高尚、灵魂高贵、风俗淳朴、乡情饱满”的精神高地,需要农民在开放格局中重构文化价值认同。这种开放格局中的观念重构,涉及雅文化与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折射了村庄里的城与乡、家与国、中与西的复杂关联,因此需要有统整融合的文化立场和观念态度。

  秉持统整融合的立场和态度,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便不会偏执。就雅文化和俗文化而言,追求雅但不排斥俗。以雅引领俗,摒弃俗中不合时宜的内容,如尊卑、低趣味等;反过来,以俗衬托雅,使雅不至于走向曲高和寡。结果是雅俗共赏局面,即“雅作俗时俗亦雅”。如此,使得农村的文化生态多元而有活力,仪式中兼具诚心和敬畏,尽显人该有的教养、品位及气质。

  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而言,由于现代中不可能没有传统,与时俱进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优良的传统赋予现代化新的高度,以价值理性弥补现代工具理性的不足。儒者的价值观念借助理性、包容的现代思维也完成自身的转型。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形成“公序”与“良俗”竞相辉映的合力局面。乡风文明的实质当为优良传统和现代观念的有机融合。先做公民、再做儒者{45},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就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而言,“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46}。全球化时代,这种兼容并包、既反对盲目崇洋又不赞成固守传统的立场和态度,不仅不激进、不保守,也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体现。文化精神不分朝野,不唯学历与文凭,在于用心与自悟自省。村庄里能够体现从容,有取长补短的追求,恰是“立人”建设的诠释和表达。

  总之,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历久弥新、完成起来又颇令人棘手的课题。转型期的文化建设,无论有多少条道路可走,“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47},故“向里用力”的“立人”应是当下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注释:

  {1}晏阳初、赛珍珠著,宋恩荣编.告语人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3.

  {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3}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A].费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79.

  {4}梁漱溟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79.

  {5}邓辉、龙泽黯.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J].湘潭大学学报,2020(1).

  {6}钱穆.国史新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44.

  {7}强世功.我们为何不敢承认,大农背后的小农心态?[J].文化纵横,2020(2).

  {8}这一概念是指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物质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变迁速度往往很快,而制度与观念等部分的变化则较慢,因此就产生了一种迟延现象。这种迟延产生的差距即文化堕距。参见[美]威廉·费尔丁·奥格本著,王晓毅、陈育国译.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10}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2-174,169.

  {11}钱理群.乡村建设与青年人的精神成长[J].文化纵横,2019(6).

  {12}戴建华.乡村的恋曲与悲歌[N].南方周末,2020-01-30.

  {13}高兆明.制度公正论——变革时期道德失范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6.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3.

  {15}梁漱溟.吾人的自觉力[A].我的人生哲学[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50-51.

  {16}金耀基.现代化是一个命定的过程[J].三联生活周刊,2019(1).

  {17}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18}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60.

  {1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9.

  {20}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1:303-346.

  {21}赵旭东、张洁.乡土社会秩序的巨变——文化转型背景下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再调适[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14.

  {23}陕西商南县农民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N].内部参考,1952-08-16.第187号,第196页.

  {24}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39.

  {25}{26}{27}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4,205,202-204.

  {28}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48.

  {29}{31}{3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绪论5,51,47.

  {30}黄若舜.“德化”与“礼制”—-郑玄《诗》学对于《诗序》“正变”论的因革[J].学术研究,2017(6).

  {32}蔡元培全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5.

  {33}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J].安徽史学,2013(3).

  {34}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4.

  {36}徐继存.教化的旨趣与境遇[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37}贺雪峰.未来农村社会形态:“半熟人社会”[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4-19.

  {38}刘天亮.人民日报评论员观察:走出“半熟人社会”需可靠路标[N].人民日报,2016-02-18.

  {39}周天勇、卢跃东.构建“德治、法治、自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N].光明日报,2014-08-31.

  {40}杜亚泉.个人之改革[J].东方杂志,第10卷12号.

  {41}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香港[N].南方周末,2011-10-01.

  {42}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

  {43}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谈及,“人的活动大概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本能、思想和精神。这三者之中精神的生活造成了宗教”。参见:[英]罗素著,张师竹译.社会改造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20.

  {44}戴建华.乡村的恋曲与悲歌[N].南方周末,2020-01-30.

  {45}林安梧.先做公民,再做儒者——一位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N].南方周末,2012-04-05.

  {46}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J].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

  {47}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8).

  

作者简介

姓名:张海荣 张建梅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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