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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斌:英国退欧叙事情境下的气候政治
2018年05月16日 16:41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赵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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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英国退欧无疑是全球化及区域化进程中的逆流,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和欧盟气候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冲击。退欧之后的英国,将在内向化发展尤其是英国国内生态建设和气候变化治理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对于全球气候政治进程和全球气候治理而言,当前应加强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发挥新兴大国群体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中国气候外交,应审慎应对全球气候政治格局分化重组之挑战。

  关键词:英国退欧;欧盟;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气候外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GJ009)

   作者简介:赵 斌,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后;陕西 西安 710049。

  英国退欧(Brexit)是近年来国际社会中的一大热点问题,它使得全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英国退欧,不仅影响其国内政治,而且有可能使世界政治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引发变化甚或连锁反应。全球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政治难题,不妨称其为全球气候政治。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现实威胁和未来风险。英国退欧,同样可能对其国内气候政治、欧盟气候政治乃至全球气候政治的发展进程构成冲击。本文拟从英国国别政治、欧盟层次和全球气候政治层面对英国退欧进行综合分析,以尽可能全面认知英国与欧盟“分道扬镳”后的气候政治动态,从而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理论思考和现实启迪。

  一、退欧前英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保守党政府主张电力部门私有化,并以燃气发电替代燃煤发电,客观上推动了温室气体减排。得益于此,随后工党执政,在 1997 年的京都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工党政府甚至因此而提出更具雄心的减排计划——201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20%(以 1990 年为基准年)。不过,该时期英国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的实效,只能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原因在于诸如有组织的商业利益游说团体极力反对“气候变化税”(Climate Change Levy),从而使得政府减排行动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燃料价格攀升引发公众不满,也使得英国国内气候政策停滞不前[1](P194-205)[2](P291-297)。

  2002 年以来,自然科学尤其气候科学知识不断刷新英国国内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英国在碳排放交易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甚至成了后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先驱。2006 年,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及其研究团队发布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改变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话语,尽管这并非首个分析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报告,但却是影响力最大、最知名的,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思考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后果,因而必须采取措施,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风险[3]。需要指出的是,在 2006 年以前,环境(气候变化)议题在英国国内政治议程中仍然处于“低位政治”(low politics)范畴,保守党和工党主要在口头允诺、政策制定方面谋求所谓战略“优先安排”(preference accommodation),以迎合环保选民,而且两大政党之间尽可能避免环境问题纷争,以避免因环保政策成本提高而使大批选民疏离[4] (P747-767)。具体到气候变化,影响仍十分有限,甚至对于主要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也不具有议题优先性——气候变化不得不与诸如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控等议题一道,呼吁公众关注或政策支持。可见,提升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扭转其在英国国内政治中的边缘化窘况或曰地位劣势,有赖于科学、政治和公众等多方合力——这三方力量之间存在相互联结,例如公众支持有可能受到(科普和宣传意义上的)科学和政治引导。科学上,2003-2004 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通过多次演讲强调气候变化威胁,宣称这种威胁甚至大于恐怖主义,意在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并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相关文章,主张深化有关“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5](P176-177)。政治上,2004 年 9 月,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敦促国内商业集团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并将气候变化视作可能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关键议题,英国的气候政治因而甚至发生分离,即国内气候政治发展迟缓,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气候变化议题引领角色(如 2005 年 7 月的八国集团峰会的气候议程由英国主导),形成鲜明对比[6](P572-592)。公众方面,由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交织,英国“引领”全球气候政治的努力为政府加分不少,反过来也使国内气候政策的公众支持度飞涨。根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2005-2006 年的英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表示“相当关注”(fairly concerned),关注度高达 80%。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讯的发达,媒体在引导公众的气候变化政治关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7](P765-780)。

  2007 年 4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气候环境议题纳入议程,而背后的力推者正是英国——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Margaret Beckett)担任当月安理会轮值主席,主打“气候外交”,力图使气候变化安全化,这反过来是为英国工党争取必要的国内政治支持,并在八国集团、欧盟层面尽可能使英国发挥先导作用[8](P1142-1144)[9](P56)[10](P22)。2008 年“,气候变化”一词首次出现在英国政府部门名称当中——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DECC)应运而生。同年,《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CCA)正式通过生效,英国因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就气候变化应对而立法的国家。而且,英国还是首个表示 2025 年前逐步取消燃煤电站的主要经济体国家。可见,在并不久远的气候变化治理史上,英国率先垂范,在气候治理探索进程中作出了一定的开拓性贡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在英国已有不少讨论和累积关注度,然而从语言学和话语传播的角度来分析,“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色彩始终较浓。如上提到的英国政府领导人,其实也更多是将气候变化视作经济和技术议题,而或多或少忽略了该议题的人文与社会向度——他们(英国政客)往往对科学证据进行取舍,旨在操控或曰“驯服”(taming)气候变化,而非与现实难题作斗争,因此包含政治与社会等复合意义上的气候变化叙事亟待重塑[11](P212-231)。于是,不难理解尤其 2007-2008 年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爆发以后,英国政府更多将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摆脱经济危机的相关议程安排之下,以追求所谓绿色发展和经济复苏之“双赢”,而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举步维艰,加之欧洲整体经济状况堪忧,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国际行动也相应放缓。

  总体而言,退欧前英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在于英国国内政治、科学、公众参与等多方面要素联动,而政治更多处于支轴地位。可见,作为政治变化过程的退欧,势必会对英国气候政治的未来构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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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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