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政治学 >> 文章推荐
单一现代观抑或多元现代观:对峙与调和
2018年06月14日 15:58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任剑涛 字号

内容摘要:现代变迁与现代解释,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论题。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任剑涛,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现代变迁与现代解释,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论题。长期的主导观点是,西方是现代原生地和理论原创者。这是人所熟知的单一现代观。晚近阶段,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有志重新理解现代,强调现代并不由西方专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对现代的肇始与兴盛,发挥了巨大的原创效用,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作用。这是仍然在演进中的多元现代观。多元现代是一种旨在取代单一现代的理念,两者之间的对峙性显而易见。但分析起来,两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单一现代重在强调现代方案第一次系统呈现的西方样式,多元现代重视的则是现代起源上的东西方国家平分秋色。试图重新理解现代,需要对等看待两种解释意欲,并在不同的解释空间将之有效区隔开来,以此凸显一种调和结论。

  关 键 词:单一现代观/多元现代观/西方中心主义/后发国家

  标题注释:清华大学引进人才专项科研基金。

  从性质上讲,“现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总体结构,不是一个与古代、近代等量齐观的单纯时间概念,而是一种由人类创制的新型社会结构。这一“现代”结构,是西方国家贡献给人类社会的。从过程上看,“现代”作为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结构形式,起自西方,广被世界。所谓全球化的进程,就是一个出现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结构迅速世界化的过程。在理论阐释上,对现代做出完整、系统且深入论述的,也非西方学术界莫属。直到20世纪晚近阶段,一种旨在颠覆这种主流观点的论断开始兴起,并发愿取代由西方国家代表的单一现代观念,而着力强调东方国家对现代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一贡献,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关键阶段即17、18世纪做出的相应贡献。随之,现代的性质受到重新界定,全球化进程被重新书写,关于现代的理论阐释进入一个颠覆性时代。有问,截至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认知是完全错误的,以至于关于现代的重新认识出现了一幅人们完全陌生的画面?经此一问,人们会觉察,以一种较为持平的态度,重新审视单一现代与多元现代的两类主张,后者那种激烈地抨击前者的说辞,其价值需要再估价,由此才能导出更为合理的现代解释。这样,在实践上也与中共十九大重申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吻合。

  一、单一现代:“西方的”自足性阐释

  “现代”源自西方,曾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样,“现代”理论创制于西方,也是公认的结论。现代这个概念,打不打上引号,具有极大差异[1](P27-29)。一方面,不打引号的现代,与古代、近代、当代这些纯粹表示时间段的概念排列在一起,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它不过表明人类历史的自然延续,到了一个离我们身处的当下较近的时间段而已。另一方面,打上引号的“现代”,则具有了特殊的含义。一者,这一“现代”是作为“传统”的对应词出现的,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总体结构。这一结构的要素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构成。这些要素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要么缺少,要么有别。二者,“现代”的总体社会结构,体现在基本建制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复杂机制;表现于国家权力建制上,构成了分权制衡的立宪民主政制;呈现在经济活动领域,形成了工业企业引领发展的现代企业组织机制。在19世纪人类发展出现“大分流”的情况下①[2](P6),“现代”与“传统”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三者,现代与“现代”确实不是自然而然地嵌合在一起的社会结构。在比较历史视野中,只有在西方国家,现代与“现代”才是基本重合的。而在非西方国家,现代与“现代”常常是错位运行的。由于在非西方国家也存在“现代”的某些原生因素,人们有理由认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与“现代”也是自然叠合在一起的。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并不由非西方国家贡献给人类社会。

  “现代”兴起和兴盛的复杂历史叙述不是笔者关心的主题。在历史学家那里,关于“现代”存在巨大的叙事差异,有早在11、12世纪就由英格兰人创制了“现代”的断言②[3](P6-7),也有迟至19世纪才由欧美联手催生“现代”落地的论述。历史学家总是有他们据以立论的根据。但就“现代”而言,无论是多么不同的历史叙事,总是承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迟或早,西方国家绝对领先于非西方国家,将“现代”的全貌呈现给人类社会。这是一种具有排斥性的论述——排斥非西方国家在创制完整“现代”时的贡献,肯定西方国家做出这一贡献的唯一性。此即单一现代观的基本含义。笔者一向不愿采用无法准确定义的“西方”,因为从来不存在一致行动、同时发展、绝无差异的“西方”国家[4]。但也不得不承认,沿循英格兰到欧陆、北美,进而扩展到亚洲、南美、非洲的现代化进路,确实存在一个“现代”先发的“西方”国家阵营。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人们确实有理由断言“西方”国家贡献了完整“现代”。关键在于,这类历史叙事引导的理论阐释,与笔者确定论题的关联度更高。

  关于“现代”的主流论说,出自西方学者,且代不乏人地得到阐释。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划出“现代”“大分流”的天际线之后,以“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面目出现的“现代”理论,不绝于缕。相比而言,在“大分流”之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堪为代表。在20世纪西方国家的发展领先世界的时候,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可谓一骑绝尘。晚近阶段,曾经被认为是同情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的理论家杰姆逊可称标本。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以精神、理性审视世界历史,明确以排斥性的叙述,凸显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他指出,“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5](P56)唯有经过希腊、罗马的部分人自由,落实到日耳曼各族深明大义的人人自由,世界历史才豁然开显。而自由这一内在的精神表现于外(公理、法律、道德)的时候,便在世界历史中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只有在西方国家,历经精神的曲折发展,“‘自由’这个原则实现了它自己。因为‘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的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的。假如‘客观的东西’在本身是合理的话,人类的识见必然会和这种‘理性’相称。于是那另一个根本的因素——‘主观的自由’的因素——也就实现了……‘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哲学’离开了社会表层上兴风作浪、永无宁息的种种热情的争斗,从事深刻观察;它所感觉兴趣的,就是要认识‘观念’在实现它自己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这个‘自由的观念’就是‘自由’的意识。”[3](P505)

  黑格尔借助于自由、理性两个基本观念,一方面将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实践的单一成功范例,使之成为不假外求的自足性现代方案。另一方面,又完全将东方国家排除在“现代”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外,只有西方国家才独享呈现开创“现代”世界历史的荣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的排斥性论述中,非西方国家处在非常低层次的发展水平上,在缺乏自由与理性的情况下,完全不足以进入世界历史的范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与东方、边缘与中心的相对性论断,而是西方孑然独立地占据世界中心位置的断言。

  如果说黑格尔是在“大分流”之际对西方国家先行迈入现代的顾盼自豪,那么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绝对主导“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时候,马克斯·韦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黑格尔式的论述进行了强化。黑格尔也承认东方国家在宗教、艺术与哲学领域中取得过成就,但他认为这些成就没有达到自由的高度,缺乏系统的理性自觉。韦伯可以说沿循了这样的思维进路。他也承认,现代西方国家所有的结构性要素,比如科学、艺术、历史学、建筑学、印刷术、职业官员、经济计算、货币、税收等等,都不同程度存在于非西方国家。但将这些社会要素综合起来,塑造成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结构,则非西方国家莫属。“毋庸置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因为,现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性的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计算的法律制度和遵循形式规则的行政管理。没有这一点,可能会出现冒险性和投机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受政治条件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却不可能出现个人首创精神、固定资本和计算的确定性而产生的理性企业。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和这样的行政管理,只有在西方才是一直可供经济活动利用的,而且在法律和形式上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状态。”[6](P165-166)这与黑格尔将理性作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展出现“大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是异曲同工的。在论证上,韦伯与黑格尔有着高度一致的比较文明思维,这是一种退一步进两步的论证策略:退一步,首先承认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兴起做出的零碎化贡献;进两步,在承认非西方国家贡献之后,着重强调西方国家独特的理性精神对整合相关“现代”要素而独自登顶的绝对唯一性。

  这样的思维进路,在那些曾经表现出对非西方国家更多同情与敬意的学者那里,也呈现出来。詹明信(即詹姆逊)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政治、文化语境及其差异性高度重视。对第三世界的社会事业与文化事业充满纯正而诚挚的期待和同情。尤其是他对中国所表现的热情,是西方学者中少见的[7](编者序言,P4)。但当詹明信受邀到中国来做现代性的地域属性演讲时,却明确指出,现代性就是指西方的现代性,这是一种“单一的现代性”。他认为,当前现代性的一个谎言,就是所谓交替的或选择的现代性……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希腊或俄国的现代性、儒家的现代性。但所有这些现代性方案都“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种本质意义,即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本身的意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其制度的第三阶段或晚期阶段所投射出来的标准化,对所有这些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都投以怀疑,而这个世界已经被一种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了”[8](P24)。可见,西方的两类学者,像黑格尔、韦伯那些不同情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自然而然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贡献颇为不屑;而像詹明信这些同情与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西方学者,一旦触及现代方案地域归属的时候,也毫不迟疑地将之归于西方国家,而将非西方国家固化在尾随者的位置上。詹明信“单一的现代性”命题,可以说是对西方学者的不假外求、独自创制“现代”的主流主张的简明表述。而这一表述是具有象征性的:它象征着单一现代观在西方现代发展中从萌芽、成型、成熟与广被世界的全过程中,为西方学者一以贯之地坚持着。

作者简介

姓名:任剑涛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