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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运动的性质、影响和反思
2016年11月20日 15:35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 作者:靳晓霞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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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末立宪运动是清政府为挽救王朝统治而实施的政治举措,但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立宪政治的改良。清末缺乏完成资本主义立宪民主运动的国际国内条件,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立宪运动不能改变中国近代的历史命运。清末立宪运动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是清末立宪运动等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受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客观全面科学的分析,不能以偏盖全。

  [关键词]清末立宪改良 革命 辛亥革命

  改良与革命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不同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选择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和路径,是社会各界和各种政治力量争论和较量的焦点,往往也是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目前,在所谓“告别革命”的呼声中,一些文章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进行彻底批判,与此同时,过分拔高历史上的改良思想和实践。对辛亥革命和晚清立宪运动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否定革命的过程中,出于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窒息了清末立宪运动通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这是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一厢情愿的假设。

  一、清末在内外交困中形成变革共识

  清末立宪是在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形势下,清政府被迫采取的政治举措。当时的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渺的危急时刻,对外无法抵抗外国侵略,保障国家主权独立。对内则实行反动的镇压和统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社会运动此起彼伏,皇权岌岌可危,中央权威严重不足,地方势力膨胀。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救亡图存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完整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开始,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爱国志士和人民不断探索挽救危亡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各个阶层和民众救亡图存的实践探索,某种程度上打击了王朝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促进了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清政府签订了诸多的卖家条约,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一步证明清政府卖国求荣,对外软弱,无法保障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内却实施残酷的反动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也激起了革命派的斗争意志,国内矛盾异常尖锐。

  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打败了国人的自信,洋务运动中组建的新式海陆军在战争中很快崩溃,中国居然败给了东方小国日本。许多人在惨痛的事实前梦醒过来,觉得放在面前的问题已不是一般的谈论什么“自强”、“求富”,而需要直截了当地起来“救亡”。“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心中最响亮、最有吸引力的口号。[①]特别是日俄战争更强烈的刺激着国人的神经。日俄为争夺朝鲜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严重冲突,最终却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战争,交战国虽为日俄,但饱受战争之苦的是中国的民众。清政府无力制止日俄在中国国土上交战,却宣布保持中立。最终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小国战胜了专制政体的俄罗斯大帝国。在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国人不断反思制度之优劣对于国力强大的影响,对于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应该走向何处,实现什么制度变革。当时立宪派认为日俄战争不是军队之间的竞争,而是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之间的竞争。日俄战争强烈的刺激着中国人士的觉醒,相信立宪可以救亡图存。连许多守旧人士也转而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②]

  总之,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探索,学习器物、技术、制度的历程。最终经历过30年的洋务运动,饱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打击,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要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彻底解救中国。其差别在于,革命派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立宪派认为革命的起因和动机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因而反对政府镇压革命。但他们不同意采取革命的手段,认为革命虽然可以铲除专制毒瘤,但外患太严重,国家有被瓜分的危险。[③]

  二、清末立宪运动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

  清末立宪运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立宪政治,不能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不能实现通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目的。

  清政府从洋务运动开始进行社会改良的探索,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改良举措在政治实践中的重挫,而本身也充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戊戌变法之时,对抗外辱是国内最大的共识,统治集团与普通民众的阶级矛盾可控,各阶层政治主张差别不大,清政府尚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威和统治基础,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影响,慈禧不愿放权,最终导致戊戌变法失败。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也失去了清政府走改良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机和可能。

  在遭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重打击下,清政府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但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④]1906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

  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包括筹设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1907年,朝廷谕令各省速设谘议局,1908年,《各省谘议局章程》和《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公布实施。按照章程,咨议局是各省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应兴应革事宜,讨论预决算、税法、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咨询等。事实上,谘议局的权力受制于总督的监督和限制,却不能弹劾总督,只能呈请资政院查办。由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谘议局实际上成为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代表的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资政院的议员产生和成分、议事内容和程序都显示资政院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资政院无权修改宪法,议决的议案要经过君主“裁定”,议员有钦选和民选产生。

  清政府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及成立“皇族内阁”等举措进一步彰显其不是资本主义立宪政治的实质。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陆海军、司法等大权集君主一人之手。即皇帝专权,人民无权,可见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1911年5 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所谓的责任内阁,成员共13人,汉族大臣4人,满族大臣9人,其中7人为皇族,因而被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组成,彻底暴露了清政府集权皇室,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阴谋。

  清末立宪的实质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首先,清政府立宪的首要目的是保障“皇权永固”,公布的“宪法大纲”强调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主独揽统治权。而资本主义立宪政治强调,要通过宪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参政议政权利;其次清政府的谘议局和资政院不是代议机关,不能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而资本主义立宪政治实施代议制民主,召开国会或议会,行使立法权;第三,清政府的行政首脑,即皇帝和内阁总理,是由继承和钦定产生。而资本主义立宪国家实际的行政首脑(首相、总理、总统)要由人民经过选举产生,体现人民的意志。当然这里的人民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所有人,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可见清政府的立宪与资本主义立宪政治是根本不同的。

  清末立宪运动没有改变封建专制的根本制度,实施的改良措施不能建立和促进资本主义立宪政治的发展。清末立宪运动,本身对皇权没有限制,却试图以法的形式保障皇权至上,民权依然没有保障,而且还加剧了地方割据势力,地方势力假借清政府的命令收刮民财。清末立宪运动实质是用立宪的形式和手段,保障封建专制统治,以“钦定宪法大纲”和资政院咨议局等类似西方议会制的外表,保留和固守封建专制实质,是虚假的改良。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产生与资本主义代议机关的选举相距甚远,即缺乏民意支持也不能反映民意。期间先颁布宪法还是先召开国会之争,也可以看到皇权是不容染指的,民意机关和代表难以建立。清末先搞“预备立宪”,以拖延立宪,以改良口号代替改良实际。清末的立宪运动实质是以西方立宪政治的形式和手段,包装君主专制的实质。

  三、清末缺乏完成立宪民主的条件,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大任

  清政府缺乏立宪民主的国际条件。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国际背景与日本明治维新绝然不同。20世纪初,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也不愿意将中国扶持为战略盟友完成在东亚的扩张。在对中国的侵略遇到困难时,西方列强选择“以华治华”,清政府实际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西方列强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他们在中国扶持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而不是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原因就在于西方列强就是要把中国变为最落后的国家,压制中国的民族独立,便于他们侵略,如果中国这个大国,独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变强大了,就不利于西方列强的掠夺。清政府本身缺乏抵抗外辱的能力,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甚至于日俄战争都暴露出清政府对外软弱献媚、丧权辱国,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统治。可见,立宪举措不能完成“外患渐轻”的目的。

  清政府缺乏实施立宪民主的国内条件。清末统治集团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实施立宪的主动性。统治集团内部对立宪缺乏明确认识,对立宪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统治集团内部认识也不统一,实权派没有真立宪开民主的意愿。尽管西太后迫于形势宣布开始立宪探索,实际上也不是真热衷于改革,仅是敷衍了事,意图能安度晚年。而光绪帝虽然有尝试立宪的意图,但无实权实践改良,戊戌变法的失败也意味着无立宪的能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溥仪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由于最高掌权者本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实力,清王朝皇权的威权色彩已大打折扣。“皇族内阁”的建立,表明清政府的立宪是集权于皇室,“预备立宪”也就成了切切实实的骗局。清政府冥顽不化,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政府总是拒不变革;只有到时机已逝、完全丧失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⑤]假立宪主张在统治集团中占主流,清政府没有真立宪开民主的意愿,统治集团内部没有统一的立宪意愿,也就不可能完成立宪。

  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僚实际上反对立宪。新政的举措在地方实施中有变通,甚至于成为地方官僚借机收刮民财的机会。地方官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即不同于皇家贵族利益,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利益,本身是一个利益集团,官僚体制的弊病在清末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真正的立宪会有损官僚集团的利益,正如载泽所指“立宪利于国,利于民,惟独不利于官”。立宪运动会导致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官僚集团不可能放弃自身的利益,最终会导致立宪流产。

  清末立宪派有真立宪的主张却没有立宪实力,从上层的领导到基层群众的支持都是缺乏的。省谘议局成为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政治权力在制度上的表现形式。谘议局选举资格的限制实际上把选民限制在有功名的绅士及上过新式学校的子弟手中。立宪派相信只要有立宪国会,就能够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⑥]但实际上,议会制在中国根本走不通。立宪派几次主张召开国会,却被清政府拒绝,在争取和平立宪解决政权危机不断被清政府所推延和变异的情况下,许多立宪派转向革命。

  清末立宪运动并没有发动基层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改革本身没有使基层民众受益,上层政治机构的微小变化,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民权也没有受到关注,立宪缺乏群众基础,基层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不足。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和实现的力量,在统治集团内部缺乏实际政治力量的支持。

  清末立宪运动有积极作用,部分立宪派的努力是不应忽视和值得肯定,但不能解决中国救亡图存的大任。清末立宪运动中,出现了谘议局资政院甚至于内阁这样的政治机构,出现颁布宪法和召开国会的主张,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些举措和实践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专制体制和清政府的治理结构,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无法完成中国独立和民主这两大历史任务。

  四、辛亥革命是清末立宪运动等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

  清末立宪的社会后果是延缓改良,加深危机,导致武昌起义的爆发。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受制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体现为革命与改良的赛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法完成独立和民主的历史重任,主张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和立宪派,在现实中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和政治力量,最终社会变革的力量选择了革命的路径。

  改良性质的立宪运动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在立宪的名义下,地方势力崛起,地方自治趋势加强,中央权力衰弱,导致地方与中央集权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央政权为防治地方上流过分压迫社会底层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改良中出台的新教育政策,结束了科举制度,堵死了读书人的政治上升空间,新学堂也把经济困难的学生堵在了门外,社会底层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机会没有了,社会阶层流动缩小。

  改良派通常来源于士绅家庭,参与新兴工商业和立宪活动,对地方权力进行干预和争夺。在经济领域,运用咨议局影响地方官僚政权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赋税为改良提供资金,这就加大了地方底层民众的不满。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从新政中得到好处,他们实际上因新政所强加的经济负担而备尝痛苦。城市上层阶层愈益厉行新政,就使自己愈脱离群众。这种情势孕育出来的普遍不满,爆发为大规模反对新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⑦]

  经过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民主思想高涨,社会变革力量风起云涌。一些革仁人志士清楚的认识到清政府已无可救药,决定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在社会改良的探索中,培养了新的社会力量,包括新军、具有新思想的留学归国学生,新兴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纷纷建立,蓄积起了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革命一触即发。

  改良的滞后积聚了革命的思想和力量。一些主张改良的人士寄希望于清政府的立宪变革,但清末虚伪的立宪实践又进一步加重了革命志士对清政府的不满,改良派有的转向革命。清末中国仁人志士接受了西方民主平等的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甚至于孙中山最初都主张在体制内实现变革,但都以碰壁告终。清末的立宪主张产生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激发了革命的火焰,清政府皇权的示弱又加重了地方割据的势力。

  辛亥革命是中国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专制,符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事实上,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下,不经过深刻的社会变革解决制度问题,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间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思想,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⑧]

  五、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反思

  1.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受客观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处于一定的历史时期,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统治危机四伏,变革成为必然的选择。在变革共识存在的情况下,受制于客观上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处境,主观上不同的政治抱负和胸怀的影响,如何变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社会变革的方式依据其程度强弱,统治者有无变化为依据,大致可以分为改良和革命。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等,发生了迅速的、根本的、暴力的变革,往往意味着用暴力打碎旧的上层建筑。改良是一种相对平稳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改良能否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往往需要更为苛刻的条件,才能保障社会变革的有效性和目的性。

  革命与改良的发生受制于客观的现实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其影响各有优劣。改良无疑是变革程度最小,社会振动最小的变革方式。当统治权威尚可维系,社会矛盾和危机相对较小,社会整合力量比较强大,社会共识基础牢固,改良力量比较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良实现社会变革。当然改良也意味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能得以解决,需要不断的积聚力量,以渐进的方式解决现有的问题。革命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可以较迅速、根本的解决当前的任务,往往也伴随着以暴力方式打碎旧体制,推翻现有的统治集团和力量。革命起源于一定的不可克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阶级力量的条件保障。改良与革命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当改良不能满足社会有限的需求,就会以革命的方式爆发。

  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和考虑,会主张选择不同的社会变革方式。而最终真实的社会变革方式的选择必须以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而这种现实的选择实际上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其中看似有某种偶然性和主观意识。

  清末立宪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爆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指出:“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⑨]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人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清政府无法满足社会成员温和的改良需要时,就只会导致以革命的方式实现变革的诉求。

  2.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客观全面的评价社会历史实践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要回归历史本身,而不能按照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对待历史。20世纪初,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冲突非常严重,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舆论阵地,展开激励的辩论,焦点在于是否要进行一场革命,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黄兴等革命派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推翻这个卖国政府,中国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⑩]梁启超等人则主张君主立宪,甚至是开明专制。事实上当年的争论结果已不言自明。

  革命与改良之争由来已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改良的代价小于革命。但客观条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以主观意愿推断客观史实。在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中,有人提出清末立宪可以带领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其中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改良的善意期盼,但历史事实和现实的社会力量对抗远不是如此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备改良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改良无疑在社会变革中的代价是小于革命的,但往往主观的意愿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成为善良的愿望,而不会成为事实。不能以主观的意愿而妄想客观的现实。这种思想产生的认识根源是认识主体上坚持唯心主义,混淆历史与现实的界线,混淆思想与实际的差距;在认识客体上缺乏科学的态度,对历史资料的占有不足,辨伪能力缺乏,存在以偏概全、以片面否定整体的倾向。

  当前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如对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的评价,要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它的反历史、反科学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它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违背全面的、客观的历史研究方法,否认和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虚无主义是按照其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对待历史,是唯心主义历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和再版。[11]少数人肯定清末立宪、否定辛亥革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妄图以否定辛亥革命为突破口,否定革命的进步性,进而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虚无中国近现代历史。对于这种思潮我们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选举思想及当代启示”(13CKS002)的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研究”(13JD710046)的阶段性成果。]

  [①]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时,2011.6.

  [②]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31.

  [③]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32.

  [④] 转引自《镇国公载奏请宣布立宪秘折》,见《宪政初纲·奏议》,4-7页。

  [⑤] 雷颐.辛亥革命为何跑赢“清末立宪”[J].人民论坛.2011(10)上.

  [⑥]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19.

  [⑦]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32.

  [⑧] 梁柱.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与历史超越[J].新视野.2011(6).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5.

  [⑩]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时,2011:66.

  [11]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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