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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国家理论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
2020年09月10日 10:39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郭忠华 字号
2020年09月10日 10:39
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郭忠华

内容摘要:国家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领域的核心主题。基于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三条线索,本文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郭忠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国家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领域的核心主题。基于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三条线索,本文对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展开综述。综述表明,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展现出如下轨迹:在研究主题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主轴,经历了从“相对单一”向“一体多元”的转变;在研究指向上,国家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携手同行;在研究自主性上,经历了从侧重于国家理论的“知识引介”向“自主创新”转变;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以“规范研究”为主向“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过渡。展望未来,有必要在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建构的理论提炼以及比较国家理论领域重点加强研究。

  关 键 词:国家理论/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比较国家理论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0)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理论始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它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成长轨迹,也表明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时下,学术界有关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尽管已极大丰富,但对于国家理论研究的总结和评估却并不多见。根据不同标准,知识界对于国家已形成了无数定义。本文无意参与有关国家定义的无休止讨论而把国家看作是在清晰领土边界范围内拥有独立主权和完备政府体系的政治单元。针对国家现象,学术界已对其产生、演化、类型、性质、结构等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并已取得丰富成果。接下来,本文将沿着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线索,分别梳理建国七十年来国家理论的研究状况。通过梳理,本文希望能够勾勒出国家理论研究的总体轨迹,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展望。

  一、国家基础理论研究

  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发展阶段:一是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为主线;二是从改革开放初至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尽管仍是主线,但同时引入了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新型主题。在研究主题上,总体呈现出从“相对单一”向“一体多元”结构过渡。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我国的地位自不待言。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是马克思等人在研究西欧资产阶级国家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国家观,反映了国家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并逐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综览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和以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上。

  首先,黑格尔国家学说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在批判黑格尔等人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黑格尔把国家看作是“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演进中的最高阶段,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与现实”①。针对这种观点,郁建兴指出,黑格尔的国家观突破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机械联系,代表了“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的完成”,反映了维护政治共同体与实现个体自由之间的有机统一,因此不能将黑格尔的国家观纳入“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范畴,更不能一概否定其价值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国家学说,他们把黑格尔从“逻辑观念”层次推演国家起源的论证方式转变为从“社会历史”角度考证国家起源和演化的方式,从而得出,国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化为阶级且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国家是统治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工具等结论。刘俊祥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这些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其涵盖面涉及辩证法思维、个人主义批判、劳动分工、个体发展与国家起源、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等③。

  其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立足历史和现实,18~19世纪西欧国家的社会现实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历史动力问题,陈周旺认为,19世纪的法国政治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供了现实动力,它使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深刻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通往无产阶级国家的道路④。但大部分学者还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的角度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例如,在马国泉看来,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置于生产力、阶级的视野下才能理解,必须将国家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并且从同样的角度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消亡⑤。

  再次,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地位问题。列宁是首位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落实到单一国家和非西欧国家的革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并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郝良真等人就列宁的国家分类问题进行了阐述。在他们看来,针对1920年前后的国际背景,列宁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当时的国家划分为三大类型:占世界人口70%的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俄国;少数获得利益的战胜国;保持原来地位的国家⑥。这种划分为理解当时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要指导。蔡拓则专门就列宁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列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现实,且直接领导了数年的社会主义实践,重温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防止社会主义变形和变色⑦。

  最后,关于国家职能、国家消亡等其他问题。在国家职能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是由统治阶级的属性决定的。唐兴霖根据上述观点,把国家的职能划分为“阶级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它们统一存在于国家实体中,形成了国家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管理等两种职能⑧。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对马克思等人有关国家消亡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并且把它与“治理”“善治”等当下主题结合在一起。例如,在俞可平看来,马克思等人有关国家消亡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主张创造条件、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做到“还政于民”,它表明了“现代政治的重心开始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型”⑨。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变种,其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除法兰克福学派外,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包括拉克劳、墨菲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尽管流派林立,但基本都以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为目标,反对单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旋即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主题。在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总体研究方面,陈炳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对葛兰西等12位思想家的国家学说进行了述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

  (二)西方主流国家理论

  自由主义兴起于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在西方思想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衍生物,扮演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两大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理论都有明确的主张,代表了西方主流国家理论的两大分支,并且交替主宰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两大流派的国家理论投以了较多关注。

  首先,对自由主义有关国家起源和性质的研究。霍布斯、洛克、卢梭是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自然状态”“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理论说明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功能,构成了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主张。霍布斯主张,国家是避免人与人之间陷入“战争状态”的正当权威,它维护人的平等、自由和安全,具有至上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基于此,国家不参与与人民的缔约。黄裕生就“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问题,对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提出质疑,认为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与他把“国家只是全体成员之间相互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主权实体”的假设相矛盾,忽视了契约的性质问题⑩。苏力则对霍布斯和洛克的国家学说进行评析。在他看来,这两大思想家的国家观都“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他们“把国家变成了一种人民追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工具”,以契合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要(11)。卢梭把“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作为现代国家产生的前提,全意志和超阶级的法律是实现它们的保证。陈禹鼎指出,卢梭的“国家”是“全民主权国家”,“民主共和国”则是其国家主张实践的结果,不过,由于资产阶级在现实生活中更容易掌握国家权力,“全民主权”最终可能蜕变为“资产阶级主权”,从这一意义而言,卢梭的国家观存在空想性(12)。

  其次,关于自由主义有关国家职能的讨论。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关注点,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方式等。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各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观。邹永贤把自由主义关于国家职能演化的理论看作是“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轨迹”(13)。庞金友也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现实情境变化的反映,强弱政府的交替出场表明了“国家观念没有终极理论”,关键是要符合社会需要和客观规律(14)。其中,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试图在自由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道路,它批判过度的个人主义倾向、强调道德责任和公共义务,同时支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经济活动、积极为国家管理社会生活辩护,认为国家能调解社会矛盾和维护和平。在杨虎涛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它既要求国家进行政治管制,又希望政府兜底危机、保护垄断(15)。

  最后,有关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讨论。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其代表性政治力量主要是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或社会党。社会民主主义支持政府干预经济、参与调节社会再分配,建立社会保障型国家和福利国家;同时又反对一元式国家主权、主张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拉斯基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观的典型代表。对于他的国家理论,陈永忠等人指出,拉斯基的国家学说不同于其他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超阶级国家观”,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由经济民主实现社会正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本质和职能(16)。殷叙彝则从西欧社会党的治国主张和行动纲领出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他们把社会管理职能置于首要地位,认为国家是“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的代表全社会的机构”,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围绕特殊利益展开竞争或合作,在他看来,这可能导致工人阶级无法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继而过渡到社会主义(17)。

  除上述主题外,对于西方晚近国家理论的研究也值得提及。在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回归国家”学派的研究上。“回归国家”学派是上世纪中期美国学术界出现的一股重要学术思潮,代表性人物包括巴林顿·摩尔、查尔斯·梯利等,它主张取道历史社会学路径来研究现代国家建构。“回归国家”学派于上世纪末传入我国并受到重视,出现了大量有关这一理论流派的研究成果。在周毅之看来,“回归国家”学派既表明“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也开启了有关这一主题研究的“科学时代”。他们受行为主义的影响,主张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通过分析国家在制度设计、市场活动、革命、社会运动等活动中的角色、策略和行为选择来形成对国家的认识,它催生了诸多可用于研究国家行为的分析性概念,如“政治系统”“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等(18)。

  二、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研究

  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是国家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有哪些动力推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如何定位当前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些问题构成了这一领域的核心关注点。

  (一)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

  传统国家形态是有关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研究的起点。如何认识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态,这是学术界首先遇到的问题。对此,学术界已提出过诸多概念,如“儒法国家”“天下国家”“超稳定结构”等。其中“儒法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儒法国家”是旅美学者赵鼎新提出的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与国内学术界已经存在的“外儒内法”观点存在亲缘性,认为传统中国是一种“儒法国家”,它是“在西汉时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imperial Confucianism)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19)这一国家模式一直到辛亥革命才告终结,代表了传 统中国的基本政治模式。那么,是何种动力推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内部动力说”“外部动力说”和“内外均衡说”。

  “内部动力说”将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归结于中国内部,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20)。按照这一观点,鸦片战争及以后事件尽管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强大压力,但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内部结构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张媚玲认为,中国近代国家转型深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历史惯性总是在长时段下形成并塑造着下一个时代的基本面孔”,长期“大一统”政治诉求的惯性和儒家传统文化的惰性,影响着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以及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方式和建设道路(21)。该学者还探讨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选择联省自治还是中央集权制的历史原因,认为“封建帝制”只是传统政治思想观念之外形,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大一统”政治观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传统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与西方国家的“联邦制”乃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国家结构类型,“中央集权制”暗合了“大一统”的传统思想(22)。“内部动力说”并非完全无视鸦片战争以来外部因素的刺激,它只是强调传统历史文化、制度遗产对中国现代转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外部动力说”扮演了“内部动力说”的对立面,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循环往复的停滞状态,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经过十九世纪中叶的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才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23)。在这一观点看来,西方国家属“内生型”现代转型,中国则属“外生型”现代转型,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驱使下畸形步入现代社会的。例如,闾小波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是“防御型现代化”,即“落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因面临先进国家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被迫加强自身防御而发动的现代化运动。”(24)

  “内外均衡说”则持折衷的立场,认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而且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影响,因而不能将现代转型的动力完全归结于“内部”或“外部”。例如,徐奉泰认为,“外部因素激发起来的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动因素。这种主动因素同……发自中国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近代化的自发因素汇合起来,就逐渐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25)林尚立也认为,“中华民族在时间的长河中不仅实现了千年古国的整体转型,而且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发展模式……造就这种奇迹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来自中国人对自身历史遗产的创造性转换。”(26)显然,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动力是复杂的,不能单纯归结为“内部”或“外部”动力的推动。传统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经济结构对中国现代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强大刺激和示范效应,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二)当前中国国家形态

  尽管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以下要素通常被视为根本:独立的国家主权、民主的制度体系、现代的治理体系、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这些要素通常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标志性事件联系在一起。具体到中国,以下事件通常被看作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辛亥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和改革开放。其中,鸦片战争被看作是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起点;辛亥革命是传统帝制终结的标志,中国开始仿效西方国家而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目标发生调整,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新目标;改革开放则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志。这意味着,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关键环节。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于应当如何定位当前中国国家形态的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并且提炼出多个重要概念。

  一是政党—国家。鉴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基础性地位,部分学者提出“政党—国家”概念。在这一观点看来,“政党—国家”既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任剑涛认为:“从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政党国家是革命建国的产物……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治国基本方式就是以党治国。”(27)

  中国为什么会走上“政党—国家”道路?任剑涛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党—国家的兴起是由于帝制中国内部很难生长出民族国家,需要先知先觉的建国者促成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从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借助于一种“后发先至”的国家建构方式,在这一方面,政党—国家具有优长之处,因为它可以借助于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将分散的国家建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以政党强大的政治意志形成国家的建构意志,并且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政党—国家形态也有促成国家发展奇迹的效用(28)。关于“政党—国家”的优点,在部分学者看来,“政党—国家”的最大长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能够应对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紧迫感和效率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政党—国家”能够有效应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能够对国防建设、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等项目进行长期规划(29)。

  二是税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改革前的单一结构转变为改革后的混合结构。针对这种变化,有学者提出,中国开始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30)。对于税收国家的建立基础,主流观点认为,税收国家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税收。但针对中国的情况,也有学者提出,税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不是所有制,税收国家不是私有制的专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能够建立税收国家,中国的案例从而为税收国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31)。

  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被重构,纳税人意识开始形成和发展,财政民主的要求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强烈,要求国家治理做出回应。马骏由此提出了两个理论命题,即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高,中国向税收国家的转型就越彻底,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大,民主化的社会要求就越强烈;在财政收入中,利润和租金的比重越高,国家对社会的依赖就越小,国家的自主性越高,民主化的社会要求就越弱(32)。然而,当前中国财政是混合型的,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的特征仍很明显,因此,现阶段国家对社会的依赖仍不是很高,纳税人意识不强,公民权要求也不高,同时,国家的自主性依然很大。在张长东看来,房产税征收也许能成为一个契机,当政府真正从老百姓口袋中直接掏钱时,将有可能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和问责性,进而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33)。

  三是预算国家。预算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表征。王绍光最先提出“预算国家”概念,认为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现代预算制度,且只有“税收国家”才可能演变成“预算国家”,尽管税收国家只是预算国家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34)。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是预算国家必备的两个条件,且财政统一是预算监督的基础。预算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税收国家遭遇危机时采取的应对措施,即解决国家汲取能力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张力(35)。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使中国逐渐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国家预算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国在短期内进入“大政府”时代,为应对挑战,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公共预算改革,以1999年试编部门预算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向预算国家转型,并形成了一个以项目支出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制(36)。

  关于预算国家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现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将使国家治理的最核心部分发生根本变化,整个国家治理将变得更加高效且负责(37)。“预算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关怀是“政府再造”,包括“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再造,从整体上重塑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从而使政府部门的行为趋于规范。也有学者认为,预算改革为中国反腐提供了一项基本制度供给,有助于防止腐败(38)。

  三、比较国家理论研究

  比较国家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可以追溯至近代早期。面对鸦片战争及后续事件给中国造成的屈辱,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了解世界,这成为我国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起点。当时,魏源、林则徐等知识分子编著了《海国图志》《四洲志》等著作,介绍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地理、社会等情况,并参照这些国家来关怀本国前途。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我国“国别研究”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与国家的外交需要紧密契合。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冷战”的国际形势,中国加大了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了解。196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先后组建国际政治学系,分别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作为研究重点。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帝国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主题。

  (一)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基本主题

  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以及新兴国家的发展走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建国模式、政治转型、民族问题等成为新的问题域,它们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近年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比较国家理论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综观当前比较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以下问题域上。

  1.对苏东地区国家转型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失败的教训及其后续国家的制度设计方式等,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代表性观点主要如下:首先,“来自上层的革命”,认为苏联解体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的结果,而是意识形态变质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问题的结果。李慎明强调,苏共的变化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3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矛盾、经济衰退等问题是导致上层变质的主要因素。在郝时远等人看来,如果说上层演变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那么,国家领导层内部所执行的错误民族政策所导致的民族冲突,则构成了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民族问题应当成为分析苏联解体的重点(40)。也有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苏联的经济体制,认为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卫国战争等特殊时期尽管有其优点,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弊端重重,经济因素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终原因(41)。

  其次,“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从来没有放弃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它们希望通过意识形态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基于这一立场,薛小荣等人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原因归结为“来自外部的革命”(42)。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苏东社会主义解体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外部动力,而是应当将内外因素结合起来。例如,在左凤荣看来,尽管不能否认美国等外部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共自身(43)。

  最后,对苏东地区新兴国家制度设计的研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裂变出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和国家转型的,这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尽管都困难重重,但无一例外地采用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实行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同时,都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而是以重构的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来源。郭忠华对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国家的制度设计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模式(44)。

  2.对第三世界国家建构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开始进入到国家转型和国家建构的快车道。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获得国家独立和进行国家建构的,这成为比较国家理论的研究重点。

  首先,“非殖民化”。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二战结束后,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殖民化”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的主要方式。李安山在研究非洲国家建构时认为,非洲国家的独立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以“非殖民化”方式摆脱外来殖民者的统治;二是在发展自身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当然,那些曾经经历过长期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在实现国家独立后,也常常经历民族问题的痛苦折磨,由于国内存在着巨大的部族或民族差异,它们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体化的任务显得异常艰巨(45)。除非洲国家外,东南亚国家同样是研究的重点。在对东南亚国家建构的研究方面,韦红选取了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东南亚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殖民统治者而抑制了民族问题,但民族主义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得到唤醒,并且形成“政治对立型”“经济利益冲突型”“文化碰撞型”等多种民族问题形态(46)。

  其次,第三世界国家的裂变。“冷战”结束后,地方民族主义者打着“民族自决”等旗号,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成为挑战民族国家政治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在当今世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民族分离主义的考验。民族问题所导致的国家分裂,成为“冷战”后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重点。以“战争相关研究项目”(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cet)数据库2016年发布的数据为依据,郭忠华等人分析了经由“国家解体”所导致的国家建构方式,认为“国家解体”是仅次于“非殖民化”的第二种主要建国方式,在全世界193个国家中,有36个是通过这一方式建立的,占世界国家总数的18.6%(47)。杨恕则对民族因素所导致的国家分裂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既有内生性原因,也有外生性原因,现代国家的地理空间、文化差异、权威不足或外部势力介入等,都可能成为导致分裂的因素(48)。同时,他还对比了爱尔兰、巴斯克斯、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等亚国家共同体要求独立的现象,考察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不同形式。

  (二)比较国家理论研究的当前走向

  “冷战”结束后,由东、西方阵营所主导的全球竞争演变为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越来越摆脱国家控制而演化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衍生出大量其他现象,如地方化、全球治理、全球恐怖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这些现象也对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冲击,它们改变了此前民族国家的性质、形态和运作方式。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发生了何种变化?恐怖主义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哪些冲击?如何看待日益强化的“新保守主义”现象?它们构成了比较国家研究的最新主题。

  首先,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但学术界对于全球化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认为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损害;或者认为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机遇。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的一方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给民族国家主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以全球市场经济、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为表征的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造成了空前的压力,使之无法再对自身经济、政治、人口等因素进行自主管理。同时,全球化还给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力造成了挑战: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过于强大,单一民族国家政府无法单独加以应对,在全球化力量面前,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时显得过于渺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瞬息万变又使民族国家政府显得过于笨拙而无法灵活做出反应(49)。但也有学者站在积极的一方认为,全球化使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职能得到了强化(50)。

  其次,恐怖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冲击。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世界舞台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以“9·11事件”为标志,全球民族国家不同程度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内外政策带来了改变,特别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深的美国及其盟国。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恐怖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孙昂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了国际反恐问题,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国际反恐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多边主义,挑战了基于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国际秩序(51)。张家栋则从民族国家的成熟度角度进行考察。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对发达国家没有构成根本性威胁,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政治框架内对恐怖主义进行有效应对,“弱国家”则由于治理结构不完善、存在内部民族冲突等问题,恐怖主义有时可能给它们带来致命打击(52)。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也给恐怖主义带来影响。面对民族国家的反恐大联合,恐怖主义也建立起跨国网络组织,甚至出现了以恐怖主义为基础的“伊斯兰国”“跨国圣战”等“准民族国家”组织。这些组织一方面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另一方面又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来组织自身,有学者因此称其为民族国家的“怪胎”(53)。

  最后,新保守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冷战”以后,不论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还是全球层次上,主要以“合作”作为主流。但其中也存在相反的趋势,即将自身国家利益置于首要地位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时有抬头,特别是当某些国家感觉自身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利益损害时更是如此。刘曙光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反全球化”思潮,它认为全球化代表了市场对于民族国家的胜利,代表了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利益保护的失败,新保守主义主张把自身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⑥。当前,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等旗号,代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在新保守主义复兴的背景下,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被重新提升,与之携手的是右翼势力占据政治舞台,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上升、区域和全球合作衰退等现象。

  四、结语

  围绕国家基础理论、中国国家理论和比较国家理论等三个主题,前文已就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七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何种轨迹?未来国家理论研究又将去向何方?本部分将就这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在国家理论研究的轨迹方面,国家理论尽管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基本研究主题,但由于受时代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还是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七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如下轨迹。首先,国家理论研究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携手同行。建国初期,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同时受“冷战”国际形势的影响,学术界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上,希望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紧密。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尽管仍是重点,但研究主题已明显多元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家学说开始传入我国。随着中国现代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基于中国经验的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等理论也日益成型。可以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每一个步骤都反映在国家理论研究上,推动国家理论不断转型升级。

  其次,从侧重于国家理论的知识引介转向自主知识创新。与政治学的其他大部分主题一样,国家理论研究也深受西方知识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曾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夹杂其中的西方国家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西方国家理论的引介虽然有所停歇,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引介依然是重点。改革开放后,在“补课”思维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翻译热潮,西方国家理论知识再一次强势涌入,翻译和介绍西方国家理论再一次成为重点。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本土化意识的提高和方法论训练的强化,国家理论研究的“自主化”趋势明显加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研究和比较国家理论研究上。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开始从西方国家理论知识的“接收者”转变为国家理论知识的“供给者”。

  最后,研究方法日益从“规范”转向“实证”。在本世纪之前,国家理论研究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思想史”研究曾经是支配性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特定思想家著作的解读上。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体现在邹永贤先生主编的多卷本《国家学说史》上,全书基本涵括了西方思想史上主要思想家的国家学说。进入本世纪以来,规范理论尽管仍很重要,但伴随着经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经验研究的趋势明显加强,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科学化”“实证化”色彩越来越明显。比如,近年来有关“预算国家”“税收国家”的研究,主要建立在相关面板数据或其他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毫无疑问,研究方法的进步不仅反映了我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提升,而且使我们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更为科学化。

  七十年来,我国的国家理论研究虽已取得长足进展,但也存在诸多亟需加强的领域。一是加强对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我国虽已存在大量有关国家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但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理论的引介,且原创性成果并不多。目前,我国政治学界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大多来自西方,基于本土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较为有限。这种情况极大影响了我国国家理论研究的议题设置和价值选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时代使命的背景下,必须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下足功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次,加强基于中国经验的国家理论建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国家建构的经验既有与世界共通的一面,也有诸多独特之处。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明显偏少。在这一方面,需要重点加强对中国传统国家理论、现代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最后,加强比较国家理论的研究。随着“新时代”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世界各国的认识也亟待加强,这给比较国家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当着重加强在国别、比较制度、比较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因为只有在积累起有关世界各国的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我国新型国际战略的实施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国际话语权的建立才能更加有效。

  注释: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郁建兴:《黑格尔的国家观》,《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③刘俊祥:《马克思政治起源思想的黑格尔主义来源及其早期论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④陈周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⑤马国泉:《略论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⑥郝良真、何祥林:《列宁关于三类国家划分的理论》,《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⑦蔡拓:《列宁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⑧唐兴霖:《论国家的层次和职能》,《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⑨俞可平:《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理论视野》,2013年第9期。

  ⑩黄裕生:《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11)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12)陈禹鼎:《卢梭以人民主权论为中心的政治学说述评》,《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13)邹永贤:《百年来西方国家学说的回顾与前瞻》,《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4)庞金友:《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逻辑与谱系》,《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5)杨虎涛:《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性、本质及其非均衡发展——兼议大卫·哈维的中国警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6期。

  (16)陈永忠、田明孝、黄宇:《拉斯基的国家观》,《学海》,2008年第3期。

  (17)殷叙彝:《西欧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初探》,《西欧研究》,1987年第5期。

  (18)周毅之:《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归及其原因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19)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0)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21)张媚玲:《“世俗面相”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转型:基于“大一统”思想及文化惰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18年第4期。

  (22)张媚玲:《中国近代西南边疆的政治关系:以民族国家认同为基点》,第236页,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

  (2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70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24)闾小波:《论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25)徐奉泰:《关于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6)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陈明明编:《复旦政治学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7)(28)任剑涛:《以党建国:政党国家的兴起、兴盛与走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9)陈明明:《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陈明明编:《复旦政治学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1)张富强:《论税收国家的基础》,《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32)马骏:《中国财政国家转型:走向税收国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3)张长东:《房产税:国家转型与地方治理的挑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34)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读书》,2007年第10期。

  (35)王鸿貌:《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理论发展与制度转型》,《法治论坛》,2008年第3期。

  (36)焦长权:《公共支出效率与现代预算国家:“项目制”实践过程中的“资金沉淀”问题研究》,《学海》,2018年第6期。

  (37)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38)郭剑鸣:《“预算国家”: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基于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的思考》,《人文杂志》,2009年第3期。

  (39)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40)郝时远、阮西湖:《苏联民族危机与联盟解体》,第1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41)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42)参阅薛小荣、高民政:《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3)左凤荣:《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第32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44)郭忠华:《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45)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359~36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

  (46)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第1~12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47)郭忠华、谢涵冰:《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与轨迹:基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分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48)杨恕:《分裂主义产生的前提及动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

  (49)郭忠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开放条件下政府能力的重构》,《理论与改革》,2002年第5期。

  (50)贾英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第7~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1)参阅孙昂:《国际反恐前沿:恐怖主义挑战国际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52)张家栋:《恐怖主义与反恐怖:历史、理论与实践》,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3)参阅王震:《全球反恐战争问题新论》,时事出版社,2018年版。

  (54)刘曙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第58~6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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