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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制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
2020年05月18日 15: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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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信息:

  赵峰.自由与制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赵峰,男,1985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哲学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各类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内容简介:

  该书从哲学的层面与视野对于自由和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为基础,对于自由、制度的概念和自由与制度的理论关系作了清晰厘定,对于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与制度观作了认真梳理,对于自由与制度的关联机制、历史性互动、自由与制度的当代境遇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自由与制度问题等内容作了深入探讨,对于如何处理自由与制度关系、寻求二者统一的论述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具有启发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与“自由—制度”悖论的破解

  在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之前,以理性为主导的认识论哲学和以伦理道德为主导的价值哲学构成了解读“自由—制度”悖论的两种基本哲学态度,二者面对自由与制度问题不约而同地抛离人的现实生活,分别把目光投向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却均未跃出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范式。无论把自由解释为认识能力还是界定为道德自律,把制度看作理性原则抑或伦理价值,本质上都是将自由理解为一种终极的无限制状态,而把制度作为一种先验的限制性条件。这种以“主—客”分立为基本立场的传统哲学范式遮蔽了人现实的活动方式和人类社会的存在论基础,也决定了破解“自由—制度”悖论和人类历史谜题的革命性理论不会产于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之中。特别是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资本逻辑通过种种更为隐秘也更为严苛的制度形式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和制约性,囿于传统哲学范式之中的理性传统和道德哲学都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强烈冲击之下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但是,这两种研究范式都曾深深影响和启发了马克思,在马克思不同时段的思想中得以体现,并最终殊途同归,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融合与统一,伴随着马克思一起破解了这一历史性难题。

  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自由—制度”悖论的真正破解

  在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期,西方世界正经历着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浪潮的洗礼,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逐步建立起来,人类历史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向,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宗教解放的呼吁、封建专制的反扑与政治革命的火焰、资本主义制度的降临及其内在矛盾的逐渐暴露相互交织,构筑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降临人间。在这样气势恢宏的时代背景之下,对于现代社会的把握和反思构成了新时代的核心问题。但是,哲学的发展却并未跟上时代的脚步而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传统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完成形式之后再次分裂并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面对着“自由—制度”的悖论依然束手无策,更遑论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把握。马克思正是在这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完成了新时代赋予哲学的任务。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自由与制度问题的著作,甚至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有对于自由和制度概念作过明确界定,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认他对于“自由—制度”悖论的破解。马克思所给出的答案蕴含于其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之中,这一过程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同步发生的。要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由—制度”悖论的解答,就必须首先厘清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转向,进而才能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重新界定自由与制度的内涵并达到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解释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出现都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关联,都是历史性的产物,马克思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现也不例外,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形态属于传统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这种传统的哲学范式从某种先在的物性或神性来看待人和世界,把本体同人的活动相分离,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中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仅使所追求的哲学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也使人成了抽象的存在,人的现实性和主体性都被消解了。当进入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创造的主要成果标志着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从“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转向了“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的时代,从“人的依赖性”阶段转向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传统的哲学范式再也无力对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理论问题作出解答,只能掩盖现实中的痛苦却无法将人带出生存的困境,于是拒斥形而上学成为现代哲学所提出的基本原则,而完成这一时代任务并对旧哲学实现了颠覆性革命的正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当自然科学划定了自己的范围而从哲学中独立出去之后,“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新的哲学应当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总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人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纯粹的客观世界,自然的先在性只是人的存在的前提而并不是人的存在本身,纯粹的客观世界对人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人的存在活动中才能成为具体的现实性,形成具体的“主—客”关系。因此,只有人的现实的存在方式才应成为新哲学所关照的核心。在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中,客观自然和人类社会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在自然界中灌注以人的意志和目的,使之成为属人的世界;而自然界同样经由实践活动进入人类社会,成为人的存在的一个恒定的客观前提,构成了“有生命的个人”的先在条件。因此,实践作为人存在的根据和基础而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世界的真正本体。马克思正是从人的存在方式中解读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实践出发把握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从而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宇宙转向了现实世界,从追问终极本体转向关注人的存在,从解释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使哲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从传统走向了现代,为“自由—制度”悖论在现代社会的真正破解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使哲学研究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追问世界本原转向了求解人的存在,把人们探索的目光从外部世界拉回到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本身,使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成为一种存在论哲学,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不但为“自由—制度”悖论提供了最为合理的解答,也对人类历史本身达到了最为科学的把握。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历史”无疑是一个总体性、一元性的范畴,历史性构成了一切存在物的根本属性,任何现实的社会状况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一切问题,也必将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得到解答。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不再是一种超验的、先在的无限制状态,而是人真正能够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按照人的方式去存在的历史性过程,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本质的现实活动,是人通过实践活动永不停歇地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创造价值的终极意义;制度也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与人的生命活动相对立的客观约束,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规范,是人在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基础之上对自己存在方式所提出的规范和要求,是应然的自由追求付诸于现实世界的入口;而自由与制度问题在本质上是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的“自由—制度”悖论不过是人的二重性在现实的存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冲突,是人现实性的活动方式与超越性的价值追求、主体需要与社会生产能力、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由于各自发展状况的不同步、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在马克思那里,自由的状态与制度的形式都不可能是抽象的、先验的或者外在于人的,二者都是被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性产物,是人的存在方式在不同层面的表达。真正的自由不仅表述了人的存在状态,更重要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真正的制度也不仅规定着人如何活动,更重要的是人如何存在。人独特的存在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否定性关系,人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否定自然的限制来肯定自身的存在,并把属人的价值尺度对象化到客观世界之中,从而使世界和自身的存在都越来越符合人的本质要求,人的存在方式也越来越符合人的本性,这一现实性的历史过程才是自由的真蕴。但这一过程又不是依赖人的意志而任意展开的,人的实践活动在任何时间节点上都只能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和能力界限来进行,而使人的存在表现为相对固化的状态,这也就是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自由是人在历史性的存在中不断通过实践活动实现自身本质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又是自始至终的在各种相应制度形式的规范下展开的,从而使人的存在只能以现实、有限的方式达到自由。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人的主体能力日渐提高、活动空间逐步扩大,人类进行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制度形式也必然相较之前发生变化。可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表现为自由状态的不断改善和制度形式的依次更替。这一切无疑都昭示着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每一次发生都意味着“自由—制度”悖论能够在更高的历史层次上得到展开,自由的状况和制度的形式都更加符合人的存在和发展,二者向着最终的和解又趋近了一步。马克思通过人历史性的存在活动把自由与制度关联起来,构成了他把握人类历史现实发展的二维向度。

  二、从自由到制度: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的把握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之所以把自由与制度放入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中进行考察,并确认马克思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对自由与制度的悖论作出了最为合理的解答,是因为这既符合马克思所开创的由认识论向存在论的哲学范式转向,也与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相一致。当我们站在思想史高度反观整个马克思哲学,就会发现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在地蕴含着一条“从自由到制度”的逻辑线索。在传统哲学那里不可逾越的“自由—制度”悖论,不但没有影响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把握,反而成为了他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说,马克思对于“自由—制度”悖论的解答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是同一个过程。

  1.自由的追求与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发端与旨归

  “自我意识”与“实体”的对立构成了贯穿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使康德和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难以使人完全满意。当马克思踏上哲学研究的道路,这一难题同样摆在了他的面前,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所秉持的态度和观点也就构成了马克思最初的哲学立场。当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在法学研究中尝试运用康德哲学时,却发现康德哲学似乎只有在道德领域之中才具有有效性,而对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于是,马克思便转而尝试寻找一种更为激烈的、更能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哲学理论,最终他接受了“青年黑格尔派”所普遍持有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这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的最初发端。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贯彻。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人自然哲学的不同,认为其在背后隐藏着他们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德谟克利特注重客观必然性,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理论则为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留下了空间,人的生存不是按照必然性进行的,而是充满了偶然性,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自我意识、争取定在中的自由。“自由”的立场一经诞生,便被马克思作为奋斗终身的理论目标而确定下来。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走出书斋的马克思开始接触现实的社会问题,纯粹思辨的传统哲学在现实面前的苍白和无力被暴露无遗,“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已经无力再为马克思解答社会生活中所遇的难题。于是,马克思开始开始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关注宗教信仰、财产分配、书报出版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并着手思考如何将自由的思想如何介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时候马克思开始探讨获取自由的手段和途径问题,认为自由不是凭空而来的,人们要在现实中获得自由就必须首先找到争取自由的现实途径,而废除社会生活中落后、陈旧的专治制度无疑就是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最直接手段。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把理论上的自由哲学与现实中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正是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叩问之下,马克思才颠倒了黑格尔哲学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经过与现实问题的碰撞,马克思逐渐走出了理论上的困惑,发现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宗教改革和政治活动,而要现实地变革社会制度、改变人的生活境况,而这一切都与物质利益相关。于是从1843年10月起,马克思又在巴黎阅读了大量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论著,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真正开始在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本质层面求解自由的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是被人自身的活动所生产出来,“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在于其不同于其它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方式,而自由就是人通过自己独特的存在活动不断生产自身、克服异化并回复自身本质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的活动与自由的内涵相结合,为自由概念注入了现实的实践性基础。尽管《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还经常借助费尔巴哈的话语方式来发言,并没有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作出最终科学的解释,但是他解读自由内涵的理论思路由此被确定下来,为其自由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手稿》中未作出详细解释的诸多问题最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明晰的阐述,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确立了其在马克思自由思想中的基础地位,自由的主体和存在论基础也通过“现实的个人”而被确立下来。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不再是外在于人及其活动的悬设状态,而被理解为人通过自身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不断实现自身本质的现实过程。

  可以说,最早发端于“自我意识”并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而最终成型的自由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全部哲学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最终旨归。然而从走上哲学道路之初,马克思就不满足于单纯的理论建构。正如他自己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再坚定的哲学立场、再完善的理论体系,若不能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就与马克思自己所批判的旧哲学别无二致。在确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并基本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同时,马克思亦在苦苦思索着哲学介入现实世界的入口和方式。

  2.制度的批判与变革:哲学介入现实世界的入口和方式

  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历程来看,在他大学毕业之前所关注的理论重心基本上还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之中,而真正开始关注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是从他走出书斋开始的。1842年初,马克思留在大学任教的希望破灭了,迫于生计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于同年10月正式成为该报编辑,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开始接触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在经历了书报检查制度、林木盗窃法和摩尔赛葡萄农的贫困等一些列社会事件之后,马克思开始对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产生怀疑,发现民众苦难的社会生活很难在纯粹的思辨哲学中找到答案,而需要深入到国家制度和法的形式之中去。于是从1843年3月起,马克思在克罗兹纳赫大量研读了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著述,开始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运演结构和制度形式。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着手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在《德法年鉴》上先后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从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也由此开始。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得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命题,即对国家政权和制度形式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之中,而必须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之中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当然,马克思此时对于“利益”这一概念的理解依然没有达到最终的成熟,“物质利益”含义的指向也比较杂糅,但马克思明显已经意识到,政治国家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它所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而非人们的普遍利益,普通民众在社会中的苦难和不自由正是统治阶级为保护自身利益所制定的专治制度造成的,人们在现实生活里争取自由和利益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随着对市民社会和制度问题关注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只有深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当中,才有可能真正解释清楚市民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性质,也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人类自由的真义和根源。于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把私有制归结为人之所以不自由的罪魁祸首,第一次将人的生命活动、人的本质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触碰到了自由和制度的真正基础——人类实践。也正是通过这一发现,马克思真正把对制度的批判和变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手段确认下来,为其自由的哲学思想找到了一个介入现实世界的入口。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这一逻辑的表达更为清楚。他认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这里所说的“周围的世界”、“社会的力量”显然都能够通过社会制度的形式加以集中体现,到此为止,马克思所开辟的“将哲学思想经由社会制度介入现实世界”的思路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成熟,实践作为“新世界观”的核心思想被确立起来,“现实的个人”更是为马克思揭示自由与制度的内涵提供了现实的主体,“通过批判和变革制度形式解决现实自由问题”的思路成为了马克思破解“自由—制度”悖论的基本范式。

  经历了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马克思重新审视了欧洲的社会局势和自由的哲学理论,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并在《资本论》中完整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哲学中的自由理念不能仅仅用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而在于对人的现实存在状况的改变,哲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就是对制度的批判和变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唯物主义介入和改变现实世界的方式就是对资本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人类历史进入现代之后,无限追求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成为了人在现代社会中行动和思维的核心理念,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社会生活的展开不再以人的本质为根据,而是以资本运行的规律为准则,人深陷于异化的存在状态无法自拔,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关系被彻底扭曲和颠倒了。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资本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式控制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使人背离了自身的本质并与自由渐行渐远,那么,人复归自身的本质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就同样应该通过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一道路来实现。马克思在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所蕴含的这条“从自由到制度”的内在逻辑也就是他破解“自由—制度”悖论的基本思路,即在对现行制度形式的批判中将自由的哲学理论介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通过现实地变革背离自由的制度形式、建设符合人的本质的新制度,并最终在人的历史性存在中解决自由与制度的对立,使二者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终达到彻底的统一。

  三、马克思研究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在拒斥形而上学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实现了整个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革命性转向,完成了哲学主题和思维范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跃迁。新的哲学形态作为对人类历史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必然蕴含着新的理论内容和新的方法论原则,以期对人们在现代社会继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加以指导,这是马克思哲学所必须达成的时代任务。总的说来,存在论原则、实践原则和历史性原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任何传统哲学形态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原则。这三大原则不但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过程的始终,也是马克思运用新哲学考察一切理论问题和指导所有现实活动的准绳。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自由—制度”悖论的破解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是同一个过程,存在论原则、实践原则和历史性原则自然也就构成了马克思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1.存在论原则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哲学,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存在过程是马克思自始至终所关注的焦点,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所出现的任何问题——当然包括自由与制度的问题——都应当在人的存在方式中寻找答案。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观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的存在是一切哲学思想的前提,任何哲学流派所必须面对的原初问题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本质上也就是“人如何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传统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宇宙本体,以抽象本原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来回答哲学基本问题,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而在马克思看来,人所存在的世界并不等同于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属人的现实世界,是人通过自身存在方式所创造出来、并且被赋予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感性世界,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世界。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完全不同于动植物在客观世界中的存在,“现实的个人”首先是自然存在,但也是社会存在,更是有意识的类存在,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考察必须被置于人的现实存在之中。

  首先,马克思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优先地位,人的存在当然是一种自然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要维持生命的延续,就必须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脱的客观前提,也是考察自由与制度问题的先要条件。在马克思那里,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制度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规范,这种实现和规范必然首先包含着人的自然本性的实现和自然客观性对人的规定。人只有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与自然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才能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以维持人的自然生命的存续。可以说,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定性,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理解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第一重内涵。

  其次,人所生活的自然界已不是原生态的自然界,而是打上了人类烙印的人化自然。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须被置于人的存在方式中去理解。人为了维持生命必须以自身的活动去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必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交换其活动。“现实的个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要自由地存在,就必然置身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任何制度形式也都必然包含着对社会秩序的规范,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类社会的秩序性规定,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第二重内涵。

  再次,人的存在是一种有意识的类存在,只有人能够对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进行反思和批判,提出并回答有关存在的问题,包括对自由与制度问题的提出和回答。这种意识使人可以反思自身的存在,并通过自身的活动不断超越原有的存在状态,使人得以在现实世界中越来越按照自己的本质去生活,人独特的存在方式不但使自然界二重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同时使世界二重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质在外部世界得到确认,也体现在人的主观世界之中;制度的规范不仅针对人在客观世界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关照着人在主观世界的思维活动。人的思维本性和主观世界的规律性规定,即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第三重内涵。

  2.实践性原则

  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属性,实践性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则。在马克思那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人的存在首先依靠自身的实践活动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并在这个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交换其活动。同时,实践的方式和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以观念的形式作为蓝图和目的存在于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之中。也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并不断改造和发展着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实践过程中的这些关系构成了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基本关系,可以说,人现实的存在状况透过实践得到了完整的映现。马克思正是以实践为起点去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真正破解了“自由—制度”悖论。

  首先,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属性,但“实践”概念本身是一个抽象的范畴,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每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人的活动方式、实践能力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自身时代的结构和特点。在马克思的本初话语里,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都是系统的而不是单一的,对自由和制度概念的界定也是多维度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不是某种抽象出来的类本质,也不应该是人所天然具有的先验设定,如果仅仅从抽象的概念和矛盾运动出发,显然无法真正把握人是如何从动物性生存向历史性存在过渡的。只有回到人及其具体的活动方式本身,才能真正理解自由和制度问题的现实性意义。从人的活动方式来看,无论哪个时代,人的实践活动都可以划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交往实践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这三种活动方式也构成了马克思解读自由与制度问题的三个维度。在人的存在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形式,人只有通过物质生产解决吃、喝、穿、住等物质需要才能维持自然生命的延续,自由的实现和制度的建立才成为可能。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能达到的自由以及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制度规范是马克思在破解“自由—制度”悖论时所关注的第一个维度。与物质生产实践同时发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和变革活动是人类实践的第二种基本形式,人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身的本质以及社会制度形式的建构和渐进构成了马克思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的第二个维度。同时,精神生产活动也是人类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虽然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使人的思维活动在某些方面背离客观世界,但也为人超越现实性、对未来做出超前反映提供了可能,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不仅付诸于客观世界之中,也体现在精神生产活动之中,人在精神世界中的自由和对思维活动的制度规范构成了马克思研究自由与制度的第三个维度。

  其次,根据人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划分,人可以作为个体主体、群体主题和类主体进行活动。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个体的自然能力和思维结构构成了人生存的前提,正是借助人的个体力量,人类社会与客观世界的互动才成为可能。在马克思对自由与制度的界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对个体活动方式的制度规范构成了把握自由与制度问题的最基本层面。而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个体的人总是存在和活动于一定的会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以及作为群体主体的活动形式同样是马克思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群体的人——如社会团体、民族、国家等形式——如何按照群体的本性去生活以达到自由,以及对其制度形式的探讨,是马克思在解答自由与制度问题时所面临的最复杂的课题之一。同时,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其根本属性是以类主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终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而逐渐消解,人的实践活动方式越来越体现出类的本质,人也越来越多地以类主体的形式出现而与客观世界进行对话,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类主体活动的制度规范性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破解“自由—制度”悖论中最具终极价值意义的层面。

  3.历史性原则

  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方法论原则来看,马克思所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一个一元性的范畴,是对整个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概括,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展开,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正是从人的历史性存在出发去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才真正达到了对“自由—制度”悖论的破解,只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原则,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制度”悖论是根植于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被人自己所生产出来的,是人追求发展的超越要求和自身活动方式的现实能力之间的不同步、不统一,是人自己的分裂和矛盾,而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无关乎人的两个抽象实体或者概念之间的对立。这一悖论在人的历史性存在中产生,也只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解决。任何脱离历史性原则而宣称对自由与制度问题加以解决的理论,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妄。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的人类历史统称为“人的依赖性”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的活动能力和交往能力都相对低下,只能在狭隘的区域和空间中各自孤立、片面、有限地发展,对维持自然生命存续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在人的本质要求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人们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只能更多依靠血缘的关系相互联系,并建立起传统的制度形式,人以一种近似于动物的自然方式存在着。在这种传统的制度形式之下,人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本质去生活并获得自由,更多取决于人的自然力量的强弱。随着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历史从“人的依赖性阶段”进入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实践能力和社会关系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丰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开始由以自然为主导转向了以人的主体性为主导,人类历史也开始了从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资本市场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被逐渐建立起来,个人的存在和活动在社会中获得了一种片面的独立和自由。但随之而来的是,在无限增殖的资本逻辑下,资本这个被人所创造出来的产品却逐渐在社会制度的运行中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制度的规范性不再以人的本质为标准,而是以资本的逻辑和运行方式为依据,人的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下逐渐脱离了自身的本质而成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生产劳动不再意味着人向自身本质的复归,反而使人与自身的本质相分离。人的存在方式异化了,人对自身本质、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了对物质、对资本的崇拜,并由此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这时,“自由—制度”悖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形式被理解为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但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人的存在方式不断向前推进,资本及其制度也必将被新的、更为适合人的本质的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所替代,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才会被建立起来,社会也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由人的活动所产生出来的“自由——制度”悖论也终将在人的活动中被消解,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将展开。

   (本文节选自《自由与制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一书,作者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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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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