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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载光辉岁月】新中国初期中央西南局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程
2020年07月16日 11: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黄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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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时代民族工作要求我们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研究。近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有效地培育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筑中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加强对党的民族工作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将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局的民族工作实践为例,探究党的民族工作实践对培育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促进作用,总结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促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工作 西南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决定设立大行政区,为加强党对大区的领导,在各大区所在地设立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即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南局则是在西南领导当地各项工作的最高的党的机构,以下简称西南局。此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种类多且数量多,经济形态多元、历史文化多样是其显著特点,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加之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话,以及西藏尚未解放,西南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民族关系紧张。如何消除隔阂、改善民族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生产、改善社会民生,完成西藏解放、维护祖国统一,成为西南局主政西南开辟民族工作需要思考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在党中央规划和部署及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和落实《共同纲领》[1]中所制定的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同时,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结合西南地区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推动了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完成了对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构,为党团结带领各民族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增添历史内涵。

  一、平等团结:消除隔阂、改善民族关系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 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基础”[2]。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决反对任何民族歧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3]。1949年9月,新中国颁布的《共同纲领》的序言以及第六章对民族政策与方针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五十条的内容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隔阂以及“大汉族主义以及狭隘民族主义”的观念表现突出,为消除隔阂、改善民族关系,西南局以“派下去、请上来”的方式,加强政府与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广泛联系,促进民族关系的改善与健康发展。

  “派下去”:1950年6月,毛主席提议政务院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而中央民委负责同志建议从首先西南地区开始,组建“西南访问团”[4],可以看出西南民族问题及在全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7月至1951年6月间,中央西南访问团带着“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向民族同胞征求政策实施意见,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基本情况”等任务,对西南进行了为期11个月的访问。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族人民莫不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人”。到处都可以听到毛主席是“活菩萨”,是“红太阳”,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这些赞颂之词是那个时代的话语体现,代表一种朴素、真实情感的流露。“派下去”的工作方式,广泛而有力地宣传我党平等与团结的民族政策,有效地疏通了民族关系,为西南局民族工作打开了局面。其中,邓小平在迎接访问团到来的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说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5]

  “请上来”:为了让西南各民族更好地感受中华民族新社会和新国家建设发展的光明前景,增强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信心,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少数民族国庆参观代表团到北京参加首次国庆庆祝活动。1950年8月,邓小平指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王维舟亲自负责西南各民族国庆访问团的组建工作,选派标准要有世居民族的广泛性、人员的代表性,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代表、各界人士均有代表为原则。西南民族参观团以总人数64人、占比41.7%的规模成为全国7个代表团人数最多的,其中云南省以53人、占比80.3%的规模成为西南代表团人数最多的省份。在60多天的参观访问活动,内地人民加深了对西南少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内陆人民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的感情,而西南少数民族深刻地认识到对中华民族新社会和新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认识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温暖。1950年11月28日,邓小平迎接西南国庆参观团代表返回时,发表了《各民族共同努力把西南建设好》这一关于西南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反对“大汉族主义”,加强西南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消除民族间隔阂,实现各民族真正平等。[6]

  二、巩固政权:民主建政、落实民族区域自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在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7]有学者认为,各民族平等联合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而民族平等联合的方式就是民族区域自治,通过这个制度,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8]中国社科院陈建樾研究员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引领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治理体系重要内容和制度的重构。”[9]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重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考和行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各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西南乃至全国民族问题的一把关键钥匙。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复电二野前委《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指示的草案》的请示,新中国成立后,不应再提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应按《共同纲领》规定的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华各民族应友好合作和团结互助。[10]1950年6月25日及7月21日,邓小平分别在《关于康定区工作问题》的电报和《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多次重申西南区应按《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原则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西南局继续按照中央的规划和部署并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1950年11月24日,李维汉在向中央汇报各民族代表国庆参观团工作汇报中,明确当前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指导性意见大纲。[11]1952年至1953年,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了《中央人民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草案)》等政策文件,对于西南局在西南民族地区持续、深入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以及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西南局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重视以及取得的成绩,不仅在保障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平等地享有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上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截止1952年底,西南先后建立了126个各级民族自治区,380多个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其中,1950年11月24日,西南局成立了第一个地级市级别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天宝(又名桑吉悦希、藏族)任主席,这是西南民族工作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早尝试,也为后来西南局继续落实探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宝贵经验。西南各民族人民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体验到了民族平等。西南局迅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使民族问题在政治上得以解决,使得党的民族政策深入民心,极大调动了少数民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加强了各族人民对党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心和力量。

  三、发展变迁:恢复生产、改善社会面貌

  西南解放之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虽多元,但较为落后,社会封闭、不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在民族地区较为普遍。在民族地区,不仅少数民族同胞最基本的经济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外,而且绝大多数地区交通落后、贸易方式简单,现代教育、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较祖国内陆地区有较大差距。“贫穷落后仍然是困扰着西南人民发展的障碍,因为贫穷,才使人心不稳;因为落后,才使社会动荡”[8]P128,旧中国留给西南人民的是千疮百孔的局面,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事实上,西南各少数民族强烈、迫切地要求进步,要求医药、要求文化,要求经济条件的改善。[12]为此,西南局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民族贸易、交通事业,改变了民族地区封闭的社会状况,发展现代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改变了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面貌。伴随着民族地区的贸易、交通、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持续发展,国家力量不断延伸到民族边疆地区,加强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流互动。

  西南解放初期,少数民族的生活是贫苦的,生产是落后的,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民族之间的团结才能得到巩固。西南局重点发展民族贸易,通过设立贸易机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专门为改善其贫困的经济生活,逐步发展其生产,繁荣其经济而服务,由此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逐渐提高。民族贸易是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环节,而交通问题则是联系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贸易的重要保障。[13]西南解放初期的交通建设是以恢复和整治旧路以及新建干线为主,集中建设和整治改造民族地区各主要行政中心与外界之间的交通联系干线,及时沟通民族地区与外界的政治和经济联系。[14]民族贸易和交通运输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或是一种社会活动的载体,更是各类社会关系互动的过程与再生产工具。通过民族贸易和交通运输,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与互动变得复杂多元,各民族群众在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受着政治经济生活、思维认知体验等一些列变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与机制逐渐深入到民族边疆地区,使得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随着西南局民族工作所取得成效,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团结,在经济上实现了繁荣发展,也更既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纳入新中国国家治理的范畴内,当然这并不是西南局开辟民工作的终点。面对与内地社会面貌的较大差距,西南少数民族更加积极主动地要求社会进步,在谋求自身文化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发展的愿望变得越发强烈起来。鉴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教育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的情况,西南局及其所属各级人民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进行施政,通过办教育、办医院,培养教师和医生,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和卫生健康水平,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措施。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和卫生问题,更是交织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涵。[15]事实证明,这不仅改变了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面貌,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成为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有力武器,赢得了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致赞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和上层对新中国的向心力。[16]

  四、统一稳定:巩固国防、和平解放西藏

  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17]。历史上这些地方长期处于有边无防,甚至无边无防的情况。从西南民族分布的情况看,正如邓小平所言:“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同样,单从西南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位置。”[17]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阻止西藏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合理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因为这是不利于帝国主义,而利于祖国和西藏人民的。[18]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同胞和内地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站在国防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度,站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高度上来说,和平解放西藏是西南局民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西藏和平解放的目的“在于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去,使西藏人民回到新中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并巩固西陲国防”[18]。

  1949年11月23日,中央给彭、习、刘、邓、贺的电报中指示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政治任务,由第一野战军承担解放西藏的军事任务。[19]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期间,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电告中央及彭、邓、刘、贺四人,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西南局以及第二野战军担负。[19]P55由以上电文可见,中央将和平解放西藏提上议程,同时多次重申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主要西南局来担此重任,当然和平解放西藏和如何经营西藏的若干重大决策仍由中央统一领导,西南局代表中央为在西藏的建政打好基础、站稳脚跟,和平西藏解放可以说是西南局民族工作的最重要成就。“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20]西南局不仅做好了解放西藏的军事斗争准备,而且又为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谈判做足了准备。同时,进藏部队坚决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人民解放军受到广大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和衷心爱戴。

  从西南局为解放西藏而制定的各项政策规定来看,充分表明了我们党解决西藏问题的真实决心,体现了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真实性,给藏区的人民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他们对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了解,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各民族群众也积极投身到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和促进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仅实现了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各民族真正的团结起来了;而且使得各民族同胞更加认清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同胞对新中国的认同,并表示要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热爱自己的祖国,充分信赖自己的祖国,这就是和平解放西藏给西藏人民和全中国人民带来的伟大变化。

  五、西南局民族工作实践的价值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局对于民族工作的思考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方法,始终在党和国家对民族事务治理的主轴和脉络上进行的。西南局主政西南期间,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清晰而明确地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上考虑西南的民族问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体现了国家力量的延伸和下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鲜活的案例。西南局重视构建 “民族大家庭”这个共同体的核心目标,通过建立政权、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在制度上的建构,通过恢复生产、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在经济上的建构,通过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工作实现文化上的建构,无不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权益和平等政治地位的尊重。

  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虽然并未明确提出铸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目标和任务,但在实践中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和自觉性探索,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舆论引导,不断强化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在事实上强化了各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认识。[21]这也在西南局一些民族工作实践中得以体现。经过几年民族工作的开展,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密切了与政府的联系,深感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强大与温暖。西南少数民族清楚地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和欢笑,是中国共产党使各兄弟民族亲密地团结了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告诉他们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周围,结成了一致不可战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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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渝、川、贵、云(省)、藏(区)委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大西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16.

  [21] 马旭.新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初心探析——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06):10-15.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该成果为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姓名:黄钰 工作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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