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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二十题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文明时空坐标中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
2022年07月26日 16: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瑞昌 字号
2022年07月26日 16: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瑞昌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公共管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内容摘要:今天的知识体系,都是过去生产的知识累积的产物;而今天新生产的知识,又将是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原材料。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公共管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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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断,为自主建设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毫无疑问,知识与知识体系都是由人建构起来的。从规模而言,知识仍是碎片化的,而知识体系则是系统性的;当然,所谓的碎片化与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随着人类认识能力提升,对碎片化知识的整理水平也会提高,碎片化的知识也就逐步被建构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万丈高楼平地起,再宏伟的大厦也都是由细小的沙粒和钢筋水泥所垒积起来,点滴的知识生产,都在为未来建成某一种知识体系作出贡献。今天的知识体系,都是过去生产的知识累积的产物;而今天新生产的知识,又将是未来知识体系建设的原材料。

  每次人类文明大变革的前夜,人类社会总会出现观念之争、思想之异、方法之变和知识之新。新的知识体系蓬勃生长,助推着世界秩序的大调整;而世界秩序的变化又会继续反哺知识生产,新的知识体系与世界秩序一道快速成型,螺旋式发展,最终迈向成熟。不断完善的知识体系进一步稳固着人的观念与思想,继而推动世界秩序按照一定规律和趋势向前发展。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世界秩序的运转之间形成简单而又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单的关系,是成熟的知识体系为世界秩序提供稳固器;复杂的关系,是变革中世界秩序为新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机遇。

 

从文明形态发展中定位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

 

  今天,要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站在人类文明时空坐标中对知识体系定位,把握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发现不同文明形态的时空差异,找准知识创新的出发点,瞄准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向,从而,让新建的知识成为人类知识海洋的组成部分,让新生的知识体系能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方位。从时间坐标来看,人类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种形态,生产方式的特性是每一类文明形态的核心的部分,生产方式变革引发知识供给需求的变化;从空间坐标来看,纵观世界,地域文明如同繁星灿烂,不同地理区域产生了不同样态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就有着各自典型的样态。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农耕社会形成之时,也是统一国家诞生的前奏。适应这种大变革,先秦诸子兴起,思想百家争鸣;至今,这些思想作为知识留存,仍是中国人的精神之魂与观念养成之瑰宝。农耕方式战胜游牧方式,既是人类生产方式的大变革也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更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变革;面对即将来临的新秩序,人们需要新知识体系稳固新生秩序。于是,秦始皇建立秦朝后,统一了度量衡、文字和制度等,构建起大一统的新秩序;与此同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统一的知识体系建构人的观念、维护大一统秩序,而大一统的新秩序也是农耕生产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一统的新秩序也经历过多次外来冲击,但千年始终未有大变动,究其因,已经形成的农耕文明与儒家知识体系相融合,既通过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替代游牧生产方式,又可以通过中华文化吸收异域文化,在不断地吸纳和包容外来冲击过程中,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农耕文明在古代中国绵延发展。

  19世纪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科学观念与宗教思想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开始。直至蒸汽机的出现,宣告工业生产方式正式来临,预示着工业文明登上了历史舞台。与农耕方式不同,工业生产方式更为精细、更为标准、更为系统。与之相关联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方式是一种个体化、陌生化和商品化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的家族化、熟人化和自给化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荡涤人们的观念、思想乃至整个知识体系,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计量方式(从春夏秋冬四季和24个节气到年月日时分秒),重构了人们的空间测量方式(从用尺子测量方圆十里到用比例测量地球仪上几厘米),创建了人类的组织方式(从以品位尊卑为基础的家族体系到以职位职权为基础的科层体系),也帮助人们建构起专门的科学知识体系(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业文明是人类发展难以逾越的门槛,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专业化知识也成为人类传播范围最大的知识体系。

  所谓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按照自洽逻辑建构适合本民族、本国家发展的知识体系,而非闭门造车,完全不学习已有的知识体系。人类知识一旦产生,就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并不会轻易消失,而且通过传播与学习,不断地重构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在进入到信息文明这一新的变革时期。人类的知识体系也经历了综合性、整体性知识生产到以学科性、专业性为特色的知识体系建构过程。如同在农业文明发展史上,古代中国构建了符合农耕生产所需的知识体系;而在工业文明发展史上,西方发达国家构建了多学科门类、内容丰富深刻的知识体系。

  那么,中西方自主建立的知识体系有何不同呢?就形而下而言,好像只是针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组织方式和不同的时空而建立的知识体系。而从形而上来看,基于农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和基于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无论是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极大差异。从本体论上,基于农业文明知识体系中的“人”,侧重于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从家庭、家族和部落等关系确立人的本体地位;而基于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中的“人”,更偏向于人的自然关系和自然属性,从人的生理需要、身体极限等方面确立人的本体地位。从认识论上,基于农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受制于认识工具的限制,不可知论占据主流,神学想象较多;而基于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受益于认识工具的发展,更多呈现出可知论,崇尚科学探索。从方法论上,基于农业文明的知识体系,习惯运用直接观察、沉思和顿悟等直觉方法;而基于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善于使用间接实验、逻辑推导和模型验证等理性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何种文明的知识体系更具优越性,或能够被替代。无论何种知识体系,均能对世界形成一定解释力,只是,不同知识体系在解释的精度、深度和广度上有所差别。

  长期以来,有学者将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起源归于美国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一文,并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甚至扩大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尚未形成以学科为特征的现代知识体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公共管理知识,既有自己独特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也有比较完整的以学科为特征的知识体系。因为,中国有漫长的农耕文明,有灿烂的社会生活,有璀璨的中华文化,有多如繁星的经典著作,还有行使千年的秦制。打开一卷古籍,就可找到治国理政的知识;翻阅几页经书,便能习得管事理人的智慧。进一步讲,古代中国早已有基于农耕文明的农学、工学、商学、医学、药学等专门论述,而现代西方不过是基于工业文明而对各个学科展开更为精细的阐释。自清末,中国开启现代化历程,此类争论就喧嚣尘上,至今不绝,将延续很久,无法得出最终结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古代中国确实有适应当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时空观的知识体系;但由于近代中国的工业文明起步晚于西方,加之,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影响,造成近代中国并未自主、独创一套适应工业文明的专业化知识体系,而是通过“中体西用”“西学东渐”等方式学习、互鉴、改造和应用西方孕育于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并结合自身特点,加快自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站在人类文明互鉴的立场上,中西方在知识体系自主建构上早已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而现在乃至未来,可能会相互学习,融合成一条更加全面、更加综合之路,从而,减少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两条不同的知识体系建构之路,不是西方学者所言的文明冲突,而恰恰体现了人类在不断地另辟蹊径地创新。抽象地讲,无论是基于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而构建的知识体系,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或人文知识都是要服务于人本身需要而建构起来的。离开了人的需要而构建出的知识,不仅不会改变生活方式,也无法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更没有足够的传播力使之流传千古。换句话说,无论逻辑多么完美的知识,无论结构多么完善的知识体系,一旦脱离了人的需要,终将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从对人的全面定义中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

 

  要满足人的需求,就需要认识人。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视角,也就造成了后续知识体系建构路径的差异。正如前文所言,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是从人的社会属性认识人,首先是将人置于家庭、家族和部落等社会关系中认识人;其次,再将人置于万物之中识别人,主张“万法自然”;最后,将人置于“天地人”关系中定义人。这种认识人的思路,将人的特性归结为三点:一是人爱群居,喜欢集体生活;二是人是自然万物中独特的一种;三是人的活动要顺天应地。人既是天地万物之一种,又是处于特别群体关系之中的一种,人与万物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人在天地之间,不仅如同万物是物质的人,而且人是有灵魂的;人与天地的沟通方式是不同的,人与天沟通借助于“气”,王充《论衡》中提出,“天地气合,万物自生”,因天中有空气,人体也有“气”,气通经脉;人与地的沟通依赖于“体”,地生万物,万物皆实体,人的肉体也是实体。因此,人、环境资源、时空规则浑然一体,人能与天地万物对话,相生相克,彼此依存。这种认识人的方式道法自然又超越自然。因此,要理解古代中国基于农业文明的所有知识体系必须要从古代中国对人的认识开始。例如,安慰人时,中国强调让人气顺;中医治病时,主张生命的维系赖于气,强调人体内外的气运与气化。

  回溯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在同一历史时期,对人的认识基本上无所差异,均偏向于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认识人,而差异在于其他古文明中没有“天”这个概念,为此,创立了宗教,并将宗教中神(如上帝耶稣、圣母玛利亚等)进行实体化和个体化了。而古代中国有“天”这个概念,“天”又是空的,天空中的神不过是人的“气”的显现。如此一来,古代中国既将人的“气”置于最高位置,又将肉体的人置于了万物平等的位置,人的中心地位就此确立起来了。这可能也是古代中国文明绵延至今的原因之一,因为只要有中国人,人所携带的文明就会流传。而其他古代文明,在神实体化之后,极容易遭受来自不同文明的人的摧毁。于是,其他的古文明遭受来自不同宗教、族群、自然灾害的冲击后,或者停止或者中断,人的信仰结构也不断地变化。这也可能恰恰是现代工业文明能够在其他古文明中兴起的原因。正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其他古文明易于摧毁,也就易于新生。

  现代西方知识体系是从人的自然特征来认识人,并将人的肉身特性作为观点斗争的武器。反对宗教时,最大的攻击点就是人是肉体的人,人是物质的人,人不是虚无的人。将人的血、肉、骨骼等物质属性置于高位,就可以直接质疑宗教的虚妄和传教士的虚伪。当然,这也直接推动了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产生,并由此而伴生出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对人的认识在于人的物理机理用“血液”代替了“气味”,用“肉体”代替了“灵魂”,用“欲望”替代了“需要”,用“个体”代替了“群体”。于是,用以物质为研究对象、以测量物质的工具为研究手段和以观察物质变化为研究变量的自然科学诞生了,经过不断地细分后,成长为更加专业化的学科,以至于对科学史所言,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起始于物理学,通过细胞裂变的方式生长出庞大的科学支系。与此同时,西方现代的社会科学也追随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将单个人的行动视同物理运动,将人类的行为视为物质活动,一切人的行动和人类行为,都可观察、可测量和可计算,可以发现规律。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可以用物理学来研究、解释和预测,而对于过去的人类行为,则可以依托考古学和历史学来发现、阐释和判断。人的一切活动,如同物理世界的运动,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于是,科学史提出,社会科学起源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或生物学,强调世界的实在性,或者说,起源于人文科学的历史学,突出世界的事实痕迹。

  弄明白了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起源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认中国是否曾经有公共行政(管理)知识体系。简而言之,现在所言的以学科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萌生于工业文明,服务于工业生产活动的知识体系。如名声大噪的科学管理理论,就是为工厂生产所服务的,将人视为物质的人,用人劳动时间和速度极限规定人的工作量,将人视为机器,以满足人的欲望而设计物质奖励来激励人的行为,直到遭遇工人砸烂机器的工人运动之后,才开始反思人还有交友、婚姻等社会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工业文明将人视为物质的人,如同机器上的螺丝,构造出了以“非人情化、规则导向和绩效评价”的科层组织体系,并以此作为社会中组织大规模生产和运转的最佳组织形态。直到人权革命发生后,才认识到人在科层组织体系压抑下的郁闷、冷漠和癫疯;于是,创生出民主制度,并借助民主方式短暂地释放人的精神。这也正是西方知识界一直想通过政治与行政二分、政策与管理二分来构建公共行政知识体系,而实践者一直反对这种二分法的深层次原因。因为,离开选举等政治民主活动释放人的精神,以及缺少了政治竞选人的美好承诺给选民带来的希望,完全科层化社会中的人会因过大压力和过高的压强爆发革命,孽生出精神疾病。

  而反思古代中国以人的生息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强调王朝的统治要以满足人的生息为目的,以实现人的社会需要为组织方式,以服务农耕生产活动为管理时空结构,这样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知识中有“家族自治”“轻徭役薄赋税”“不误农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等管理谚语。但是,在古代中国农业文明之中,农耕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无需大规模组织,因此,也就无需工业生产组织体系。而只有在修筑水利设施、城墙等大型项目活动以及战争等对抗斗争之中,才会产生大型组织;而这种项目性活动毕竟是临时性的、非常规性的,一旦多了就容易威胁到统治长久性,而工业生产的组织活动则是日常性、长期性的,也是被社会接受的普遍方式。这也是古代中国无法产生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中系统性公共管理知识体系的原因所在。

  但是,并不能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正如,任何知识体系都是适应于当时的文明形态的。从人类历史进程而言,新的知识体系是对旧的知识体系的扬弃,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创新。人类经历了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构造了以人的社会需求和以人的肉体欲望为出发点的知识体系,进入到信息文明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机遇,人类又面临着知识体系重构和创新的重任。在数字社会,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时空结构都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人的社会需求和人的身体欲望等一切都可以借助传感器变成数据,记录在云上,然后通过一定算法,运用超级算力,发现新规律,生产出新的知识;知识生产的速度、数量和类型远超过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人类终将进入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应该汇聚不同的文明形态,应有信息(数字)文明公共管理的映射,应有工业文明公共管理的反思,也应有农耕文明公共管理的赓续;因为,中国在经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数字)文明过程中,其角色和作用完全不同,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的侧重点也应不一样。然而,分析不同文明形态的知识,综合成知识体系,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全面认识人和定义人后自主建构起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指导、激励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运用我们自主的知识体系,科学地解释和说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经验、中国治理的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中国现代化模式,为中国过去的成就、现在的成绩和未来复兴提供有力的知识支持。可以说,自主梳理、独立建构和合作创立基于三种文明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集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努力尝试。因为,涓涓细流,终将会汇入大海。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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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瑞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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