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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基本认识
2020年07月27日 13:22 来源:《理论导刊》2019年第10期   作者:李建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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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建柱(1982- ),男,山东泰安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副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意识到了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经过充分酝酿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经过丰富实践形成了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判断。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有可能正处在从“不断积累”到“集中显露”的阶段,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很可能“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未来一段时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点是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把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前提,要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主动性,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

  关 键 词:意识形态风险/政治安全/防范化解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治理思想的内部逻辑结构研究”(2016CKS008)阶段成果。

  所谓意识形态风险,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领域中存在的可能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总和。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出发,对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进行宏观研判,深刻分析了其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形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判断,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任务。在贯彻实施这一战略任务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初步系统地回答了“党是否面临意识形态风险”“党怎样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等基本问题,为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

  一、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提出

  从现有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前对经济风险的研判为意识形态风险命题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思想准备,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至2019年年初最终形成了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系统认识。

  (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科学命题的正式提出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辩证智慧,对执政兴国面临的各类风险及其应对措施未雨绸缪。根据迄今可查的文献显示,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对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问题就有所论及,其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2010年3月23日在出席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开幕式时的讲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对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谈到了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成效,开诚布公地承认当时中国经济“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改革发展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1]。在这里,习近平对“风险”概念的使用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具体是指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十八大以后,在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2013年4月19日第五次集体学习、2013年6月28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等政治活动中,习近平多次论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问题。尽管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尚未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风险”概念,但对“风险”概念内涵外延的把握已经基本确定,为“意识形态风险”概念的正式提出奠定了逻辑前提。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于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进行战略研判和宏观把握,逐渐将风险防范化解的领域扩展及意识形态领域,在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初步从理论高度对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进行了战略研判,并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国际国内多重因素推动下,党面临的重大风险逐步凸显,成为不得不未雨绸缪的重大挑战。习近平综合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各类风险,认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是多方面的”[2],既包括了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也包括了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既有国内风险,也有国外风险。从目前公开的文献材料看,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就执政中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进行分析研判,第一次鲜明提出“意识形态风险”这一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宏观发展环境和社会矛盾的一个理论典范,不仅清醒地认识到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文化障碍,而且对于如何防范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基本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理论自觉。

  (二)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认识的深化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这一命题正式提出以后,我们党围绕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任务对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进行了重点排查,连续召开了意识形态各大领域的专题会议,全面分析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并作出相应工作部署。2016年召开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2017年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这些会议全面覆盖了新闻宣传、文化艺术、理论舆论、网络安全、思想政治等意识形态工作部门,所提出的理论要求和工作部署成为各个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思想在具体领域的展开。经过两年多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实践,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指示得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关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战略部署得到检验和调整。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又一次谈到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问题,并且把防范化解重点转移到“重大风险”上来,进一步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科学命题,并直陈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重点是“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他借用“木桶原理”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提高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本领,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问题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一次讲话超越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地方在于: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化解风险的具体原则,提出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的政治要求,并将之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并列为当前保障政治安全稳定的前提条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系统化,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

  (三)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思想的基本形成

  2018年上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渐趋激烈,中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陡增,在综合考量国内外风险演化发展趋势和应对措施的过程中,我们党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原则、战略重点和政治保障等基本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思想的基本形成。该思想形成的标志是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该讲话系统研判了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在内的七大领域内具体的意识形态风险,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新时代重大风险问题上的基本主张,针对每一个领域的风险逐一开出具体对策。这次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提出防范化解的原则和思路,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重大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思想的基本形成,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三对逻辑。对于防范化解对象,习近平认为必须给予综合考量,“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所谓“黑天鹅”事件,是指发生概率较小但影响深远的一类意识形态风险。所谓“灰犀牛”事件,是指发生概率较大并对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显著影响的一类意识形态风险。习近平认为,在当前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工作中,必须对这两类事件均给予高度重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准备,习近平认为必须兼顾事前预防与紧急应对,“防范风险的先手”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到来之前做好充分预案,在充分估量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高招。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时机选择,习近平强调了战略主动的重要性,认为二者要兼顾。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战略重点。习近平重点强调了两大领域。一是新闻舆论领域。新闻舆论是意识形态晴雨表,新闻舆论领域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判断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指标。要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必须加强对新闻舆论主体的引导和管控,多方协调处理新闻舆论事件,重点防范虚拟网络空间舆论向现实行动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这就必须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二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广大青少年是意识形态斗争重要的争取对象,也是国外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全方位调动不同教育主体的积极性,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可以说,习近平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阐述直接将焦点对准了风险防范化解的重点地带和意识形态风险的高发领域,完全抓住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牛鼻子”,对于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政治保障。加强党的建设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根本保障,是确保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前提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3],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关键在党组织,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才能安排布置好本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捍卫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领导的五个着力点。一是要从思维深处闹革命,“强化风险意识”,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发展态势,预见潜在的风险点及其发展趋势。二是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三是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即根据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任务,全方位建立风险研判、风险评估、协同合作和责任共担等机制,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四是要“加强理论修养”。即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科学把握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扎实的理论素养。五是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即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站位,本着对党和人民政治安全负责的精神,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敢于和善于对于威胁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种风险点进行风险筛选和排查,最终消灭掉潜在的风险点,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判断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有可能从“不断积累”发展到“集中显露”

  习近平在研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时指出,“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共同导致了当前中国日益凸显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就国际来看,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大大增加了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2017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渐缓,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经济增长面临严重内生挑战,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对欧洲债务问题束手无策,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堪忧、增长前景晦暗不明。同时,随着“美国优先战略”的实施,大国之间战略博弈日益加剧,新兴经济体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增多,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增长遭遇瓶颈。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经济金融机构认为,受制于金融政策、产业环境、贸易格局等因素,欧美民粹主义必然普遍抬头。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境内意识形态变化造成深刻影响。就周边来看,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指导下,不断调整对日对华对印国际关系和涉港涉台政策,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东问题等中国周边安全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美国及其盟友甚至借助于炒作“中国威胁论”等,把中国渲染成国际事务挑战者和国际秩序破坏者,试图占领道德高地和舆论高地极限施压,全面打压中国国际活动空间[3]。这种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为欧美民粹主义渗透影响到中国境内提供了舆论契机。就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改革中系统性、普遍性和根本性的深层矛盾逐渐浮出水面。高速的经济发展、剧烈的社会变迁和激增的社会矛盾导致各类意识形态矛盾和问题不断攀升。在上述三大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我们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点急剧增多。到十八大前后,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过程中积累的意识形态风险已经接近风险控制的拐点。如果上述现象得不到有力解决,那么“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5]833。这一重要论断明确将意识形态风险列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五类重大风险之内,并且对这种风险发展变化的时值阶段进行了初判,这从侧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发展态势具有较为明晰的把握,为寻找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创设了基本前提。

  (二)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

  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进行分析研判时充分认识到了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关系。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多方面的风险恰恰“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5]833。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表明,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的重大风险往往是错综复杂、多位一体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等只不过是其主要表征样态,而一旦形成“风险综合体”,那么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习近平认识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重大风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交织互动的复杂关系,并且指出,如果处置不当可能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被迫中断”[5]833。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意识形态风险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认识到意识形态风险与政治安全之间的密切联系,试图通过规避意识形态风险以捍卫新时代政治安全。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中所有经济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观念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依存影响关系表现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和上层建筑的依附性。因此,影响意识形态的首要因素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自身存在的风险往往会导致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和爆发。除此之外,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政治上层建筑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政治保障和政治方向,思想上层建筑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思路基础和理论依据。恩格斯说,国家政权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6]一个社会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往往会促使该社会中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机构和政党等政治上层建筑逐渐相应地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同样,一个社会中政治上层建筑如果发生风险,也必然会影响到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引起意识形态风险的发生。在经济基础风险、政治上层建筑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将使国家政治安全受到深刻影响,这就造成了安德鲁·海伍德所谓“政治系统的脆弱性”问题的出现[7]。面对意识形态风险和其他风险相互交织出现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提出防范化解“风险综合体”的战略任务,实际上就是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成全局风险、当前风险演变成长期风险、国际风险演变成国内风险、意识形态风险演变成政治风险。

  (三)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木桶原理”表明,影响水桶容积的根本因素是木桶的短板。同理,影响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因素是各类风险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时代面临的风险是多领域多层次的,有经济风险,也有意识形态风险;有小风险,也有大风险;有已经显露的风险,也有潜伏的风险;有影响当前的风险,也有长期存在的风险。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是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针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提出的根本治理之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遭遇两次重大挫折,每次挫折都中断或迟滞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完全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8]。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掠夺走了中华民族复兴所依赖的丰富自然资源和宝贵的资本积累,使中国政府20年代末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完全中断。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严重迟滞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步伐。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远低于“文革”之前14年,国民经济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显著提高[9]。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0]。

  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重点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防范“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防止这些错误的思想观点演变成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风险综合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11]。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首先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第二,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的错误思想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历史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艰辛探索得到的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选择,绝不是照抄照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的产物,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澄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2],这是关系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第三,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一个抛弃或背叛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13],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而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复兴,任何无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做法都是根本性的错误,都是要重点防范的意识形态风险。

  三、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要求

  (一)必须坚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政治前提。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启示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14]。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方面的重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思想保障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组织保障来看,中国共产党庞大的组织肌体是无可比拟的组织优势,遍布每一领域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铜墙铁壁。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善于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在漫长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了意识形态领导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宝贵经验。所以,要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首要政治前提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工作不动摇。首先,党组织要肩负起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而是战略性、政策性很强的政治工作。要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必须突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其中的核心地位,统筹本地区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重大安排部署,统筹调动所属一切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资源,为破解以往意识形态工作“不敢抓”“没人抓”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领导保障。通过日常政治学习和培训,不断增强意识形态敏锐性、提高政治站位,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党和国家形象受到破坏、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威胁时,要挺身而出、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其次,党组织要构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工作格局。党委班子要善于抓关键、带队伍,按照“全党动手”的工作原则,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集体协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和话语权。通过贯彻落实党内意识形态规章制度,增强对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和人员的制度化约束力,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最后,要压实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政治责任。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的具体工作中,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网,所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都要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自觉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各类阵地可管可控,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同时,要真正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和理论困惑,增强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性、可信性、说服力,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重大工作部署真正落实落地。

  (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增强战略主动性

  网络意识形态争端具有延时性特点。一般地,社会热点问题上升为网络意识形态纷争往往需要经过酝酿期、升温期、爆炸期、善后期等四个阶段,时间跨度从几天、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冲突往往被归为不具有突发性特征的“灰犀牛”事件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网络意识形态冲突可以置之不理,甚至束之高阁。恰恰相反,国内外重大意识形态事件处置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表明,错过意识形态争端处置的最佳窗口,即使是普通意识形态争端也有可能最终失控,突发的社会热点事件只不过是导致意识形态冲突进入最后爆发阶段或失控阶段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思想理论和新闻宣传部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增强战略主动,抓住意识形态冲突的酝酿期和升温期,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冲突进入爆炸期,否则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意识形态风险。增强战略主动,一是要提高意识形态风险的政治敏感。习近平提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对意识形态风险保持灵敏的政治嗅觉,对于有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科学预判,对于意识形态矛盾高发领域保持定期排查。二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意识形态预判能力。习近平指出,要把防范化解“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结合起来,既要有先手,又要有高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灰犀牛”事件,完全可以通过事前准备的紧急预案有效应对,要防火于未燃、防水于未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3]。尤其是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充分运用集成数据管控、网络跟踪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对意识形态风险演变进行动态精准监控,为科学治理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供科学依据。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黑天鹅”事件,则需要加强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掌握意识形态引导的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工具,临时调动各种意识形态资源进行危机应对。事实证明,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三是加强对意识形态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和敏感问题的前瞻性研究,为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提供理论支撑。近年来,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重大争论有70%属于历史问题或理论问题,形形色色的网络热点问题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意识形态基础理论问题或敏感问题。因此,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冲突应该提前着手,系统地开展前瞻性的预测研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做好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在取得大量前瞻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针对前期排查出来的风险点制定对策,坚决防止一般性问题演变为政治性问题、非意识形态问题演变为意识形态问题。

  (三)必须精准把握意识形态风险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意识形态风险和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一样,具有自身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律,能否准确把握这些内在规律,直接影响到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总体水平和最终效果。习近平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和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都强调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重要性,认为十八大以来思想宣传工作的成绩之一是深化了“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表明,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必须以精准把握意识形态风险发展演变内在规律为基本前提。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时指出:“互联网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随着媒体融合趋势的加速,在未来数年内,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终端的广泛使用,受众真正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信息过剩的时代。面对各种传播媒体上充斥的海量信息,如果不能够建立意识形态产品的良性选择机制、无法区分意识形态产品的含金量,那么受众将不知道如何选择科学有效的意识形态产品、避免劣质有害的意识形态产品,甚至受众会出现“选择性功能匮乏”。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树立科学的意识形态工作理念,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特点,改进新闻宣传方式方法,如此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座谈会上指出,由于经济基础变化和互联网技术普及,受众的意识形态接受方式发生了明显改变,尤其是不少青年人不再把报刊书籍作为主要信息渠道,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把握新兴媒介的传播规律,“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各个意识形态部门要认真研究,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发展演变规律,判明形势、对症下药,做好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充分准备。习近平对媒体发展态势的判断、对受众需求心理的分析、对传播规律的阐释等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发展演变规律的新认识,也为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基本政策遵循。

  总之,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提出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思想为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领导能力、鉴别能力、风险处置能力,做到主动防控、科学防控、依法防控,坚持立破并举、化育并重,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南,为探索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先手”和“高招”、打好思想理论基础研究的“有准备之战”和重大布局的“战略主动战”提供了科学的政策导向,成为新时代探索意识形态防范化解方案、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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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02).

  [1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02).

  

作者简介

姓名:李建柱 工作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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