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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一切”的历史逻辑与实践启示
2020年09月10日 09:44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6期 作者:方涛 字号
2020年09月10日 09:44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年第6期 作者: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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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方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内容提要:“党领导一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根本原则,也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内在需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党领导一切”一再被提及,并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正式写进党章。文章认为,历史地看,“党领导一切”历经新中国的确立与探索、新时期的改革与巩固、新时代的强化与规范等阶段,确保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为加速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证。在演进理路上,“党领导一切”在实践、理论和制度上分别呈现出探索中前进、创新中发展、改革中完善的特点。新形势下坚持“党领导一切”,必须以坚强的政治定力为支撑,以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证。

  关 键 词: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历史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PC/Party Leadership/History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项目编号:18JZD009);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的经验总结研究”(项目编号:18VSJ004)。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个基本方略,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中,鲜有专门从历史维度梳理“党领导一切”,特别是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执政的条件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历史性转变,这意味着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党领导一切”之原则也随着领导和执政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鉴于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发展史的维度,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发展、演进理路和实践启示,这不仅有利于从学理上深化党的领导理论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增强贯彻“党领导一切”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更好地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回顾

  “党领导一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根本原则,也是后发现代化的中国重塑政治权威、推进国家建设的内在需要(亨廷顿,2008)。70年来,中国共产党把“党领导一切”贯彻到全国执政条件下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加速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秩序和政治保证。

  (一)新中国:全国执政条件下“党领导一切”的确立与探索

  实际上,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初步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由此,“党领导一切”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的重要遵循。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分散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党领导一切”,并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系统向党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部门的直接领导、成立领导小组等措施,确立起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也初步回答了全国执政条件下“党领导一切”的主体、方式和内容等基本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政权在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中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的地区和单位出现分散主义倾向,把党、政并列,忘记党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对此,毛泽东十分关注,并多次提出批评。早在1950年9月13日,毛泽东就批示周恩来,要求查询政法系统各部门一年来的工作。195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上加写了一段话,强调“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表明,对于中央层面来说,坚持“党领导一切”,就是要由党中央来规定一切主要的、重要的方针政策。1952年底,政务院在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也没有请示毛泽东的情况下,就批准了财政部提出的修正税制方案。方案公布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许多地方和领导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引起毛泽东注意。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中,要求报告新税制有关情况。

  为此,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为避免政府工作发生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一切政府工作中主要、重大的方针、政策、计划和事项,都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决定或批准后,才能够执行;对于中央决议、指示的执行情况和工作中的有关重大事项,政府各个部门都必须定期并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接受中央领导,并明确国家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等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由他们直接向中央负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a)。这一决定,实际上初步确立了全国执政条件下“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保障,具体就是要通过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上的直接领导,由党中央决定政府的一切主要工作。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大跃进”的发动,“党领导一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机构,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决定权在党中央,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b)。这一通知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党领导一切”的组织保障,回答了领导权的具体分配问题,即由党中央行使决定权,政治局负责大政方针,政府机构及其党组负责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

  然而,对分散主义的纠正,加上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党领导一切”在实践中逐步走向极端,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造成了党的集权和以党代政。而政治运动带来的各方面危机,又需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来应对。结果,“党领导一切”在实践中则变成了党管一切、包办一切;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邓小平,1994)。对此,20世纪50~60年代初,处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组织部都提出批评,探索回答了全国执政条件下谁“领导一切”、如何“领导一切”“领导一切”的内容是什么等问题。

  一方面,关于谁“领导一切”,强调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上下级要有区别,上级党委可以决定一些事情,基层党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另一方面,关于如何“领导一切”,强调首先应该是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但在进行具体工作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而不要包办政府的工作。党领导的具体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因时因事有所不同,使领导和被领导、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人士都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更好地合作共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

  此外,关于“领导一切”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强调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督促检查。至于具体业务,应该由专家(共产党员专家)负责。如果什么都管,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但要有个范围,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要尊重专家和群众意见。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

  这些认识是初步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党领导一切”,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全党的共识,也没有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实践中“党领导一切”的扭曲,也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重大失误以至“文化大革命”全局性失误的重要原因,为全国执政条件下如何坚持“党领导一切”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

  (二)新时期:“党领导一切”的改革与巩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1978年12月20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a)。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讲话,分析了党的领导制度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及其原因,强调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和组织监督工作,集中精力管党和管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1994)。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阐述了正确处理领袖、政党和群众的关系、党同其他组织关系、党法关系等有关重大问题。《决议》指出,必须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其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行使职权,保证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工作;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b)。这些要求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遵循。

  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由于“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结果弱化了党的领导”(王岐山,2017),特别是对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忽视,又反过来使党的政治领导落空,使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一度受到严峻考验,“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受到严重冲击。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教训,纠正片面推行党政分开、弱化党的领导的错误做法,强调要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统一起来,实行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推进党的领导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巩固了“党领导一切”。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改善党的领导。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必须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6)。

  (三)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强化与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部分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弱化、虚化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以其统领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个基本方略,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使“党领导一切”得到进一步强化和规范。

  首先,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请示报告,中央政治局定期听取国家政权机构各党组工作汇报,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也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并且,习近平多次对相关工作作出指示、批示,出席政法、党校、军队政治等工作会议或座谈会,对各项工作进行部署。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和首要任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多个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由习近平担任主任,负责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地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确保党的领导全覆盖。

  其次,确立并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009)主持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核心。基于此,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维护核心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九大后,中央先后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对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出具体布置。

  第三,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2016)。一是以思想从严固本培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二是以管党从严落实领导责任,明确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三是以执纪从严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各项纪律之首,确保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四是以从严治吏提升领导素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五是以作风从严提升领导形象,坚持以上率下,抓早、抓常、抓小,以优良党风引领社会风尚。六是以反腐从严净化政治生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方涛,2018)。由此,从严的要求被贯彻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党领导一切”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领导一切”的演进理路

  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执政条件下“党领导一切”的历史进程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党领导一切”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确立与探索、改革与巩固到强化与规范,“党领导一切”在实践、理论和制度层面展现出特有的演进理路。

  (一)“党领导一切”的实践在探索中前进

  70年来,“党领导一切”的实践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在探索中前进。毕竟,对于如何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坚持“党领导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曾发生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只能立足国情,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从大的历史逻辑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实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改革开放前,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少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认识不足,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动,“党领导一切”在实践中变成了“党管一切”,使党管了不少管不好也不该管的具体工作,而疏忽于党的自身建设,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严重的“左”的失误,致使党的领导误入歧途。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党领导一切”得以巩固和规范。

  对于改革开放前后“党领导一切”实践的两个时期,必须辩证地看,不能相互否定。尽管这两个时期党的领导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但又相互联系,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4)。本质上,二者都是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党领导一切”这一原则的实践探索。对改革开放前党的领导必须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一切”的巩固和规范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挫折。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一切”的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一切”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理论准备,而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一切”实践则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1993)因此,对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一切”的探索,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此基础上更好贯彻“党领导一切”的基本方略。

  (二)“党领导一切”的理论在创新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不同时期党领导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问题导向,从实际出发,不断提出一系列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领导有关理论,为长期执政条件下贯彻“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提供了行动指南。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政府工作中的分散主义倾向,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决定政府一切主要和重要的工作。而随着反对分散主义过程中出现的党管一切、包揽一切的错误倾向,刘少奇、周恩来等又提出党的领导主要是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主要是管大政方针政策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党同政府、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关系,正确处理领袖和政党、群众的关系等,克服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历史性课题。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坚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要求,明确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些新思想,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为新时代坚持“党领导一切”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在改革中完善

  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推动着“党领导一切”相关制度和体制的完善,逐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使党的领导朝着制度化、法治化方向发展(倪国良、张伟军,2018)。

  首先,党章关于党的领导的有关规定更加完善。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了全国执政条件下的第一部党章,提出党“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1982年9月,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些规定,为此后历次修改的党章所坚持,为规范新时期“党领导一切”提供了制度保障。1992年10月,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党必须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2002年11月,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增加“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增强执政能力”等内容。2007年10月,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增加“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容。2017年10月,十九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正式明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由此,“党领导一切”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其次,除了党章以外,准则、条例等其他党内法规也明确了“党领导一切”的相关要求。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规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标,强调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等。党的十九大后,新修订或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都体现了“党领导一切”的有关要求。

  三、新形势下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实践启示

  70年来,“党领导一切”在社会主义中国得以确立、巩固和规范,“党领导一切”的实践在探索中前进,理论在创新中发展,制度在改革中完善,为新形势下坚持“党领导一切”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以坚强的政治定力为支撑

  “党领导一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017)的中国话语表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现代化需要重塑秩序和权威的深刻认识。这一理论运用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执政下的领导实践中,发生过脱离党的领导、过于强调党的领导而出现“党管一切”、党的领导弱化虚化等偏差。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坚决纠正各种偏离“党领导一切”的错误倾向,多次在重大关键时刻强调“党领导一切”。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1986)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而正是“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邓小平,1993)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剧烈变动,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外开始出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思潮。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邓小平,1994)。20世纪80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强领导下,即使发生了两位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党的领导。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纠正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党的领导经受住国内外严峻考验,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世纪之交的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重申“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江泽民,2006)。十六大后,胡锦涛也多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日益接近“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增强政治定力,在事关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理直气壮,多次批评有关错误言论,扭转了一段时期党的领导弱化的倾向,并把“党领导一切”写进党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党内外、国内外面临的形势愈加错综复杂,更是要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二)以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动力

  70年来,面对党领导环境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直面不同阶段党领导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以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动力,破除不利于实现“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政府工作中的独立倾向,党中央通过成立领导小组等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强化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克服权力高度集中,破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政治体制改革中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树立并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并强调“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邓小平,1993)。这一论断,成为新时期加强中央领导集体、树立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遵循。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也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深刻回答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实践中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领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还会遇到新挑战、新困难和新问题,必须立足实际,坚持问题导向,以持续的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新探索,在理论上作出新概括,并以完善制度为新保障(刘先春、王光明,2018),切实破解在践行“党领导一切”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三)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证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做到“领导一切”,关键在于能够以从严的态度对待自身存在的问题,把从严治党贯彻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赢得人民的拥护。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发动整风整党运动、“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新三反”(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运动等,克服作风、思想、组织不纯的问题。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风问题上升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高度,明确提出要从严治党(杨卫军、张艳国,2018)。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腐败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形,邓小平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1994);“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1994)。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腐败。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还把“从严治党”写进了党章,作为新时期管党治党的根本遵循。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新的世纪之交召开的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江泽民,200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治党和治国的统一。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领导一切”,必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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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杨卫军、张艳国:“试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58—64.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2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b:《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a:《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b:《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2009:《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姓名:方涛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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