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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资本批判之维
2019年08月19日 14:32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作者:陈广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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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时期,资本继续对现代世界的二重影响和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对人类继续世界历史性发展的无力应对,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推出共驾、共享资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时代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则分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坚定坚持资本批判,提供了思想指导、阶级担当和道路航向。全面推进资本批判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构建,作为继续推进人类向合作共赢方向发展的国际主义新方案,既需要在思想认识上,正确对待资本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也需要在现实实践上,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探索多层次命运共同体实践道路。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批判;构建

  作者简介:陈广亮(1982-)男,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师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硕士博士博士后至今一直从事《资本论》研究。曾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当代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10余篇CSSCI文章。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和由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发展后,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重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标志着社会主义宪法世界观在新时代的“概念凝结与政治成熟”。从资本批判的分析视角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时代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扬弃资本的落地实施?这是同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需要给予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必然坚持资本批判?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对资本主义国际发展道路无力有效应对和科学疏导资本对世界现代性发展上的负面效应的适时发展。

  第一,尽管资本是推动人类走向世界历史性发展的根本元素,但由于存在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资本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人类从前现代向现代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地域性、孤立封闭式发展逐步走向世界性、开放互动式发展的过程。在前现代,不论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生产,还是基于所拥有的生产工具的生产,抑或本身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生产,即“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②]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③]的生产,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④]即“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⑤]生产。现代则与之相反,“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⑥],换句话,“现代则不给予满足”[⑦]。因而,打破一切地域性的、闭锁的生产状态,追求跨地域的、相互密切联系和频繁互动的生产状态,是现代发展的主导趋势。本质上归属商品经济元素的资本,由于视财富增殖为存在的根本目的——“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⑧],在前现代,主要以媒介角色在流通上对自然生产剥削寻求增殖。在现代,则以“普照的光”角色通过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谋求增殖——是冲破前现代寻求既定满足式生产、开创现代“不给予满足”生产的深层次原因。“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⑨],实现“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对“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代替。但与此同时,因为现代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逐在形式规定上具有下述四重限制——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对价值增殖的追逐,实际上总是需要和比例的运动,即“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和资本之间是一种水平式竞争的关系。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竞争,又总是迫使资本的演绎内在的表现为“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11]这就是说,“资本既是按比例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12]。资本无法实现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科学的和比例发展,当资本溶入到引领人类现实发展的一定有机体制中时,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因而资本并不是合宜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

  第二,资本主义是资本在近代引领人类向世界现代性发展的现实道路,但这种现实道路在21世纪已日趋无力应对资本在世界历史性发展上的负面效应。尽管资本元素是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但它现实地发挥“普照的光”作用,总是存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特定复合的一定有机整体中。在近代人类由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有机总体是资本发挥推进上述历史进程的主导社会发展形式。“资产经济,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3]资本主义既在近代推动了人类向世界历史性方向的发展,但同时无论在推动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还是在建构图景上,它都存在反人性、反生态的一面。在发展过程上,资本主义有机总体不仅在国内通过诸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而且在国外通过血腥的侵略战争、奴隶贸易等,追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建构图景上,资本主义有机总体在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等一切领域建构了一种“中心—边缘”式的结构——经济社会领域,无论国内国外,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享有政权和对利润的共享,无产阶级等其他阶级则只是被剥削、压迫的对象性存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看成是可以任意处置的私有财产,看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交易的‘附属品’”[14]。当生态污染阻碍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追求时,资本主义有机总体只是改向其他国家生态殖民、污染移植。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存在,日趋变得无力应对人类在世界现代性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一是资本主义加速了当代世界经济的分化和动荡,无力使世界经济向更一体化方向发展。2008年肇始美国、波及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坚持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西方强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不仅自身在萧条、低迷的经济面前治理乏策,同时因其采取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本国优先政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分化、动荡,严重迟滞和阻遏了世界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加速了当代世界政治的冲突和危机,无力使国际政治向更民主化方向发展。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原先旨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政党选举、议会民主、司法公正逐步沦为了选票民主、政党恶斗、钱权交易以及精英民主与草根民主对立。资本主义的政治演绎滑向极端民粹主义,加大了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冲突,严重妨害了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发展进程。三是资本主义加速了当代全球的资源环境危机,无力使全球继续向可持续方向发展。沙漠化、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是人类在21世纪世界性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资本主义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狭隘地拒绝进行体制机制调整,譬如美国拒绝就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签字履约,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生态危机,加剧了世界性的生态失衡,严重损害了全球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

  第三,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适时推出对资本共同驾驭和成果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科学驾驭资本的时代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坚持资本批判,并不是指它可以主观对资本进行随意裁撤,也不是指它能够忽视资本的存在,而是强调它在如何对待资本上,既重视资本在现代社会的暂时必然性作用,也突出对资本负面影响的科学疏导。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尊重资本在人类向世界历史性发展上的基础动力作用,坚持从驾驭资本和占有资本文明中实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作为一种旨在均衡、平等发展的新型世界秩序,虽然与资本主义建构的不平衡、不平等国际秩序存在根本的区别,但由于它同样立足于人类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且必须引入资本,才能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其他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发展,并且保证它们在世界意义上的密切联系和一体发展。同时,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的,是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作为其基础定向的”[15],但它对以资本为枢轴的现代性的超越——正像矛盾的克服必须通过矛盾的展开即对象化一样——需要且必须在直面资本、驾驭资本和占有资本中,而不是在隔绝资本、忽视资本中,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正视资本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无力应对当代人类世界性发展的现状,精准把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立足资本批判,坚持从共同驾驭资本和成果共享中实现对其负面效应的科学疏导。一则,精准认识资本是科学疏导资本的天然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针对资本“唯利是图”造成的“物”支配人现象,坚持“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要不断为民众提供信心和稳定预期”[16]。这就是说,以人民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引领人类世界性发展的根本立场。同时,因为人民是自在自然转为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的主体,是实现人类走向世界性发展的见证者、创造者、建设者,资本本质上只是人类走向世界性发展的一个根本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人民立场,就从根本上找准了科学驾驭资本的症结所在。二则,相较于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性发展上选择的经济保护主义、政治霸权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实现全球性的共同发展,必须在国际经济层面,突破对资本的私有和成果独占,坚持共同驾驭资本和共享资本赢利果实;在国际政治层面,反对资本霸权和资本强权,坚持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全球生态领域,健全法治对资本破坏资源环境的制约、疏导,坚持推动“生态资本化向资本生态化转型”[17]。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资本“正视”与批判二维把握,为当代人类继续世界性发展提供了新的国际方案。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能够坚持资本批判?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继国际性阶级联合和革命实践后重在从两制并存博弈和民族国家合作共赢角度推进扬弃资本的又一国际主义重要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使命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决定了“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18]的社会主义中国提出的上述国际主义方案,绝不是资本主义国际方案的翻版,而是立足资本批判,在各民族国家协同驾驭资本中逐步实现对资本文明的共同占有、集体超越。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资本批判的思想指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揭示了“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变“劳动的生产力”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建立相应生产关系的过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正视资本作用提供了认识论前提。在对人类社会现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认识上,相比于资产阶级学者,唯心的把理性或精神视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内在原则和本质,譬如黑格尔提到,“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19]。马克思主义坚持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定结合和辩证互动是包括现代历史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深刻地论断到,“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20]。在地域性“历史”阶段,受自然时空局限,在既定的地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的剩余产品几近用于非生产性消费,生产关系的地域性、封闭性突出,是这一阶段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在“世界历史”阶段,劳动突破自然时空局限,劳动的剩余产品服务于生产性消费,生产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是这一阶段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标志。如何确保劳动的剩余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入到生产性消费呢?马克思揭示到,因为“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21]。这就是说,在“世界历史”阶段,“资本的生产力”就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22],“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23]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阶段一种新型国际主义的发展倡议,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是变劳动的生产力为资本的生产力论断,为其正视资本作用,提供了认识论铺垫。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资本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中出场、在场、退场的辩证审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正确把握资本存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马克思提出,资本并不是到了“世界历史”阶段才存在,早在地域性历史阶段,以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等存在的资本“古老形式”,因为在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上扮演流通润滑剂角色,它既对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挥了“破坏和解体的作用”[24],但本质上也并未实现对前者的扬弃,而只是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25],“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26]资本“现代形式”,既以“普照的光”角色推动世界性生产对地域性生产的替代,实现“孤立化的人”向“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27]发展,也由于价值增殖采取的雇佣劳动形式,异化或自我对立——“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28]——成为“资本的生产力”的突出特质。当“资本的生产力”支配的“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为,“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9]那时,推动社会发展的就不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30]。其中,在资本退场过程上,担纲“使资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动”[31]的劳动人民的联合劳动就是驱使资本退场的主导元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作为现实扬弃现代资本文明的一种国际主义发展倡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中出场、在场、退场的辩证审视,为其正确把握资本存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第二,无产阶级的性质使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资本批判的阶级担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科学地论断到,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是与资产阶级“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的现代阶级,并且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当无产阶级逐步由自发斗争发展为自觉斗争时,它不仅有意识和系统地培育自身与资本压迫、剥削斗争的阶级特质,而且勇于把占有资本文明、消解资本异化支配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建设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在培育自身与资本斗争的阶级特质上,无产阶级意识到,实现对资本压迫、剥削的成功斗争,不能仅靠单个人、单个工厂、单个劳动部门工人与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斗争,也不能仅靠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生产工具,还不能建立在毁坏外来竞争的他国商品上,而是必须实现把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形成自己的国际性阶级联盟,才能对抗有组织、有政党和全球扩张的资本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是被资本雇佣的劳动阶级,不占有任何的生产资料,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剥削最重、受压迫最深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为实现自身和其他被资本剥削与压迫的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国内外一切受资本剥削、压迫的力量,才能根本地集聚赢得反对资本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是支配现代世界的“普照的光”——不仅支配物质生产的方式,而且谋求和形而上学的联姻。无产阶级若要推翻资本的异化支配,必须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持续推进对本阶级和联盟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砥砺自身承担的历史使命上,无产阶级能够不断推进对消解资本异化支配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现实发展之道的探索。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它绝不是一个只会砸烂资本营造的现代旧世界的阶级,而是能够在直面资本营造的现代旧世界上,通过科学驾驭资本、占有资本文明,从而实现对后资本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建设,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能够发现资本作为历史的暂时必然存在,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能够从“资本的原罪” 中发现资本是如何为未来社会准备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能够发现并实际地推动资本独特的生产形式同时生产出使它解体的物质条件和逐步地消除它怎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这就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义思想并没有抛弃它的阶级性”[32],它本质上只是无产阶级在资本支配的时代主题和国际结构条件发生改变条件下,对如何更好驾驭资本、扬弃资本文明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策略的与时俱进式的调适。

  第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资本批判的道路航向。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向现实实践的生成,同时预示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将现实地推进对人类向世界性历史发展的全新引领——虽然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社会主义才正式形成和确立在资本共驾与共享中对人类世界性发展引领的现实途径。具体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战争与革命”时代条件和社会主义前无古人实践成例的限制,传统社会主义在现实引领人类的世界性发展时,根本上仍是依循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和同时革命思维,譬如列宁在1922年《政论家札记》提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33]“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和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就是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34]斯大林在俄共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这是不是世界革命末日的开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的开始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世界革命时代是一个新的革命阶段,是包括好多年也包括几十年的整整一个战略时期。”[35]甚至到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仍强调,“我们正处于发生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年代……世界革命的进程在发展”,“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变得日益明显……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政治危机加剧了”[36]没有对列宁提出的“落后的经济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同一批先进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互相帮助,这是否可能呢?”设想,也即“和平共处”思想给予持久深入的探索,这是传统社会主义在国际主义实践上的一个遗憾。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课题的开创性发展,突破对反映资本意志的资本主义的“革命”一维认识,重视与资本主义的自觉博弈,即把博弈竞争和合作共赢同时溶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成为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经过长期实践探索确立的国际发展的道路航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积极参与对资本主义支配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传统国际秩序的修正,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构建,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提出,各国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应在驾驭资本实践上,积极尝试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建立相互负责任的伙伴约束机制,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奠定了基础。21世纪第一个10年,胡锦涛提出,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构建,社会主义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对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发展逻辑负面影响的有益疏导,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如何对待资本文明提供了基本准则。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博弈竞争”“批判扬弃”的二重把握,顶层确立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社会主义引领人类世界性发展的方向,这就在道路航向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资本批判给予了有力支持。

  三、在资本批判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关键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替代方案,更是实现奔向超越资本文明的“自由人联合体”现实选择。坚持资本批判,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要求。

  第一,正确对待资本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思想前提。首先,科学对待资本是正确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虽然资本总体上是一个具有二重效应的存在,并且马克思翔实地分析了资本具有怎样的消极作用和伟大的文明作用。不过,在资本主要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形式演绎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年代”,它在推动人类世界性、现代性发展同时,更多地显示了赤裸裸的反人性、反生态特质,因而人们在如何对待资本认识上,更多的是侧重在了资本的消极性和否定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上。“在我们的传播和宣传中,对于马克思的资本历史极限的否定性理论,一直是我们主要关注和强调的内容。可以说,为了推翻旧制度的需要,马克思的资本的历史极限的这些否定性理论被无数次地重复和强调。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的历史极限的丰富的肯定性理论的强调则显得相对薄弱。我们可以在大多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科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反复看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和资本的历史极限的否定性理论。”[37]但是,随着近代“简单的资本形态生成的是阶级对立的板块社会结构”[38]向“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的嬗变,和平与发展而非战争与革命已经悄然成为了新的时代主题。如果说在资本扩张使一切社会力量归并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战争与革命年代”,人们需要且必须注目于资本的消极性方面,才能集聚起在通过革命摒弃资本的强大力量。那么,在资本形态发展到已经溶入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当代,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日益荣辱与共、命运一体的21世纪,扬弃对资本丰富而深刻的肯定性内容的相当程度忽视或简单化理解,全面、系统把握资本存在的二重效应,积极探索对不同主体对资本共同驾驭的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路径,就是正确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认识前提。

  其次,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前提。尽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但如何看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的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则直接影响和决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对两制采取怎样的应对机制。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一国之现实后,由于传统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谁战胜谁”关系,同时因为这种关系在社会主义实践上的第一位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成为社会主义战略设计的主基调。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当“经济建设”替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义战略发展的主基调时,注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自发并存与自觉博弈的精准把握,从共同体机制内逐步促成社会主义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实践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必须调适与资本主义的博弈方式,根源在于,一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39]。它只是“通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条道路,而不是已经达到了那种生产力水平的社会状态”[40]。它只有通过对支配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资本的科学驾驭和全面占有资本文明,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状态,而不是已然站在了全面占有资本文明的发展水平上[41]。既然现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非简单的一条直线,“而是一条迂回曲折甚至自相矛盾的曲线。”[42]它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并存就是历史的必然,主动调适与后者的关系,就是现实社会主义坚持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的社会形式,即它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完全围绕资本轴心的社会形式,现实社会主义则是“无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的社会形式,即它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从人民立场上对资本的驾驭、运用。换句话,前者是完全受资本“物化”支配、演绎的社会形式,后者是利用主体因素积极尝试有效疏导资本的社会形式。由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原理可知,资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形式和“无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形式,都是向未来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43]但不论是消极地扬弃,还是积极地扬弃,都需要占有资本文明则是它们的共同性,为避免囚徒困境,现实社会主义必须妥善做好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并存和竞争博弈。

  第二,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探索多层次命运共同体实践道路,是做到共驾、共享资本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路径。首先,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治理机制,有效促成对资本的共驾、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机制保障。体制机制是促使一定社会或社会间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合规律与合目的运行的规范体系。在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的资本全球化新阶段,推动体制机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保障,一是要在民族国家载体上改进和完善治理资本的现代体制机制。资本既是人类实现现代发展的核心动力元素,同时也是造成现代世界经济社会紊乱及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诱因元素。民族国家既要根据自身传统和现状,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现代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使其能够持续、有效地激发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要深化民族国家政党与国家机构的现代职能调适,以发挥对资本损害经济社会及人与自然良性运演的科学疏导。二是要在区域共同体或多边共同体载体上开拓和健全共同驾驭资本的体制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和主体不是一部分人群和一些国家,而是全体人类。”[44]一则,世界不同区域传统与现状的千差万别,譬如西欧是世受基督教文化浸淫和资本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中东则是广行伊斯兰文化和资本文明尚处发展中的地区,一定区域内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需要且能够从本区域的传统与现状出发,建立健全它们共同驾驭资本上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命运一体的区域共同体治理体制机制。二则,不同区域的一些国家因为共同面临的现代发展、危机管控等议题,它们之间需要且能够建立一定的双边或多边共驾、共享资本的共同体机制,因而区域或多边共同体体制建立健全是促成共驾、共享资本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重要一步。三是要在全球共同体载体上充分发挥公认的现有国际关系体制机制作用。一方面,资本不是一国或区域性共同体能够彻底消弭的力量,而是需要全体人类的协同努力和共同占有资本文明,才能建立超越资本文明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到世界历史地扬弃资本逻辑,需要且必须充分吸收近代以来国际性协同驾驭资本实践形成的一系列公认的世界原则、理念,需要且必须建立在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进和完善上。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不是简单另起炉灶,而要从现实出发,充分发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现有国际组织的作用。”[45]

  其次,探索多层次命运共同体道路实践或平台建构,积极落实对资本的共驾、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道路拓展。就民族国家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道路实践而言,应该继续巩固和完善该国驾驭资本实践的改革开放道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46]民族国家只有不断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方式和相应生产关系,才能赶上和相宜于变动的资本时代。因而,从全球视野角度而言,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驾驭资本实践的必然方式,更是现代世界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就区域性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平台实践而言,鼓励、支持、推动世界各地区根据区域传统和现状,建构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发展平台。譬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欧盟就是相关区域探索协同发展的典型平台。其中,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相关国家、地区在协同驾驭资本实践中寻求合作共赢发展的最新平台。就世界性相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平台实践而言,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世界性交往实践,譬如经济领域,20国集团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寻求对话、合作的重要平台,77国集团是亚非拉地区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政治领域,中国倡议组织全球政党会议,搭建全球性政党高层对话平台,就是充分发挥世界政党作用,共商科学驾驭资本、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生态领域,世界178个缔约方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推动了全球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对资本反生态的协同制约、疏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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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与现实》2018 年第 1期。

  [3]郝立新、周康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 年第 6期。

  [4]刘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11期

  [5]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6]杨宏伟:《“人类命运共同体”: 走向 “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路径》,《理论学刊》2017 年第 2 期。

  [①] 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9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4] 刘举:《批判与重构:资本的社会化变革与生态建设》,《理论导刊》2014年第5期。

  [15]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16]《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第1版。

  [17] 刘举:《批判与重构:资本的社会化变革与生态建设》,《理论导刊》2014年第5期。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19] 黑格尔著,潘高峰译:《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32] 李爱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主义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

  [33]《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0页。

  [34]《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9页。

  [35]《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2页。

  [3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第4页。

  [37] 邵腾:《资本的历史极限与社会主义》,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38] 鲁品越:《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39] [俄]A.巴加图里亚著,杨伟民译:《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

  [40] 马拥军:《如何认识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41] 国内学界一些学者迄今在审视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上,仍旧机械地把它视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的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的社会形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参见吴荣军:《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9期。

  [42] 马拥军:《道路自信与共产主义信仰》,《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

  [44] 李景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新视野》2017年第6期。

  [45] 李景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新视野》2017年第6期。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作者简介

姓名:陈广亮 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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