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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主义”历史衍生逻辑与系统化治理
2020年07月21日 10:12 来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韩喜平 刘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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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韩喜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痕迹主义”的本质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当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异化衍生。“痕迹主义”的异化衍生贯穿各个历史时期,诸多因素为“痕迹主义”异化遗留了历史土壤;改革开放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完善治理滋养“痕迹主义”萌芽;党的十八大以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隐藏变种,促使基层“痕迹主义”严重。究其表现根源,主要是封建残余思想引起“潜在自觉”,理想信念缺失致使精神“沃土贫瘠”,政绩观错位形成恶性“驱动效应”,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约束乏力”。“痕迹主义”需要采用动态运动的逻辑系统化根治,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出“痕迹主义”系统治理反馈路径,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建人民主体“治理生态”,强化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净化变种异化“滋生土壤”,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坚持选人用人“实干导向”,完善治理“痕迹主义”体制机制,形成系统治理“约束合力”。

  关 键 词:痕迹主义/形式主义/党的作风建设/衍生逻辑/系统化治理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项目、吉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MYL001)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痕迹管理作为一种过程控制留痕的管理手段,已经成为当前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十分推崇的方式。一般而言,痕迹管理是指基层组织在部署、推动、检查、考核、汇报、总结工作过程中,以文字、图片、表格、视频等材料为对象加以整理记录,形成档案、板块、台账以使相关工作留有痕迹。但管理的依据不能异化为管理的形式,痕迹管理变成了“痕迹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①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重留痕轻实绩,加重基层负担。”②中央对“痕迹主义”的危害早有警惕,“痕迹主义”并非新时代新出现的某种顽疾,各级党委政府只有深刻理解“痕迹主义”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致性、延续性、衍生性特征,清晰界定痕迹管理与“痕迹主义”的实质区别,把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当代表现根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灵活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系统治理“痕迹主义”,才能正确运用痕迹管理,根治“痕迹主义”。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衍生“痕迹主义”

  “痕迹主义”的本质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异化衍生。纵观历史,“痕迹主义”也是顽症,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贯穿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受历史、文化、发展多方面因素影响始终未能根除;另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又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长期盘踞、隐藏在党内,并不断异化衍生,危害深远。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痕迹主义”遗留历史土壤

  受历史的局限性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及现实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治理始终不彻底,从源头上埋下了“痕迹主义”萌芽的种子。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涵盖了党内、军内、革命和战争、经济和民生、文化传播以及日常工作等诸多方面,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体现了不同的内容,特别是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中有针对性地对其加以批评。早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同志就批判过军队建设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现象。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形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③。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④。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形式主义的批评集中在具体对象上。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形式主义内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形式主义工作方法的批判上,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中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风气,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⑤从现实来看,在革命时期特别是建国初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和主观主义及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形式主义与浮夸风相互影响,在大跃进中给国民经济造成了难以估计的伤害。当时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本上都显露在基层,而根本原因还在于各地方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理论水平不高、受封建官本位思想影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质辨析和危害认识存在偏差,基层对“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服从党的领导之间的思想逻辑混淆不清,在个人崇拜思想禁锢下,人民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认知不足、斗争消极,这也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继续潜伏、嬗变,继而为“痕迹主义”衍生遗留了历史土壤。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完善治理的衍生表象

  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文化思潮强烈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社会变革给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新的问题,“痕迹主义”有所抬头。改革开放初期,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形式主义依附官僚主义发展,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面临思想困惑和发展困境,邓小平同志从思想和制度上开展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一方面,邓小平同志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解除了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在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节点,从制度和体制层面出发,强调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从根本上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⑥具体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会议多、文章长、讲话长、文件多”等现象在基层开始以发展的必然、发展的需要为幌子“习惯性”“自主性”出现,并被基层干部逐渐“习惯性”吸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衍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逐渐增多,而随着基层组织结构和框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西方管理经验与本土化管理模式的协调运用,痕迹管理逐渐被基层所接受并在局部运用。

  1993-2001年,在国际形势产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江泽民同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深入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大力弘扬不懈奋斗的精神》等讲话中均针对不同表象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了批评。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一文中明确提出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要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随后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⑦一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广泛、更便捷地侵蚀到全党、全军,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薄弱,基层干部对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理解固化,偏重于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进行纠正,而忽视从领导思想观念上进行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随着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胡锦涛同志在《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兴调查务实之风,杜绝形式主义,在《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中深刻指出新形势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征,而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要求,“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⑧具体来看,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提升,尽管中央明令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兴起进一步助推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恶化,腐败问题频发,上级部门不作为、乱作为,“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整治官僚主义”的现象激增,从上级源头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力度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缺乏系统制度性治理,形式主义衍生表象被长期忽视,基层单位以痕迹管理开展工作应付上级考核、检查等趋势逐渐被认可,“痕迹主义”已在部分基层单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显现并逐渐扩大。

  (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抬头促使基层演化出“痕迹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中央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大力整治“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治理取得巨大进展,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隐藏变种,促使基层爆发“痕迹主义”。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激励广大干部见贤思齐、奋发有为,凝聚形成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反对“四风”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对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等顽疾亮出利剑。近期,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强调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从现实来看,长期以来痕迹管理被普遍应用到稽查管控和绩效考核之中,痕迹管理对工作过程管理、问题记录、工作推进、督查反馈及经验总结能起到较好的帮衬作用。然而从各地方暴露出来的“痕迹主义”的案例看,基层“痕迹主义”产生主要是上级部门的官僚主义层层“甩锅”所致,各级党委政府在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特别在脱贫攻坚领域,基层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热衷痕迹管理,一切以留痕迹为中心,一切以检查考核为导向,逐渐发展为“痕迹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痕迹主义”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其表象就是形式主义。一方面,形式主义是基层行政中的顽疾,其特点是重形式而轻实质,表面文章到位,却不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痕迹主义”的衍生归咎于部分地方党委政府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淡漠了纪律意识,背离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代表现的根源

  “痕迹主义”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当代的表现之一。马克思曾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⑨回归“痕迹主义”本身,痕迹管理本身是一种方法,是对管理对象的一般描述、归纳和总结,并不能推动管理对象的量变进而产生质变,系统治理“痕迹主义”需回归探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根源、滋生土壤、变异规律和严重危害,廓清痕迹管理与“痕迹主义”实质与表象。

  (一)“潜在自觉”:封建残余思想

  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封建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自由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⑩这种由官僚主义引发的形式主义在基层普遍存在,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上面的官僚主义土壤未铲除干净,势必导致下面用形式主义上行下效、投其所好。一方面,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坐“公仆”位子,端“老爷”架子,只唯领导、不管群众的为官心态,势必导致只顾表面、不顾实效的价值排序。另一方面,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都要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这种封建残余思想导致的官僚主义,自然引发形式主义“潜在自觉”。那些热衷官僚主义的干部更乐于搞形式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崇尚实干的政治导向下,只能通过搞歪门邪道、层层推诿、责任下移,甚至层层给基层加码,摆架子、讲大话彰显政绩,默许基层干部弄虚作假,只看痕迹管理的内容,不问实际工作开展的效果,一步一步助推基层干部大搞“填表式”帮扶、“留影式”入户、“卷宗式”总结等泛滥化痕迹管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进而形成“痕迹主义”。

  (二)“沃土贫瘠”:理想信念缺失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基层“痕迹主义”盛行,关键还是党的少数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丧失党性修养,忘记了初心使命,计较个人得失,追捧个人利益至上,在自身分管的领域,不以实干为基层用人导向,逼得基层干部只能虚假谎报,做表面文章,下表面功夫,大搞“痕迹主义”。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18年12月底,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4.56万起,处理党员干部6.94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9万人;事实上,2012年至2017年6月,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存在理想信念缺失、大搞特权主义、裙带政治、人身依附、形式主义等问题,反映出的是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担当、政治能力上的严重缺失,而其中形式主义最容易隐藏、不受约束。确切地说,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缺乏理想信念是导致局部地区形式主义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从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上看,关键少数领导干部一般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其个人领导意志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基层干部工作模式和实效,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干部热衷形式主义,其所分管的领域形式主义风气就会盛行。另一方面,从党的领导效能上看,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直接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就会带坏身边的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干部,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在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正常合理”存在,自身抵御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防火墙就形同虚设,以此滋养“痕迹主义”的土壤。

  (三)“驱动效应”:政绩观错位

  所谓政绩观,是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去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和态度,对干部如何从政、如何施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说到底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好事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11)改革开放41年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迅速跃升至2018年的90.03万亿元,但腐败问题折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老百姓和基层干部深恶痛绝,梳理各地方查处的4万多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例,近70%的干部存在急功近利、欺上瞒下,热衷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工作不注重“做事”而注重“作秀”,不是要真正“造福一方”,而是为“造势一时”,给自己留名,替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功。正因为这些错误的政绩观,导致有的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搞“数字政绩”“材料政绩”“虚假政绩”,蒙蔽群众、欺骗上级,自然也就导致基层把“材料美化”“过程作秀”“反复检查”当作干事导向,以营造漂亮、完美、契合领导心意的材料成果取代真抓实干。事实上,在错误的政绩观和基层干部“自觉配合”“相互驱动”下,“扶贫工作干得好,不如材料整得好”“一年基层跑断腿,不如多开一次会”等“痕迹主义”的表象就具有广泛市场,从督查检查频繁到问责滥用,从政策打架到以材料论英雄等事件层出不穷,“高压作业”“干活憋屈”成为一些基层干部的真实心理状态,最终无奈只能事事“留痕”、处处“留痕”,热衷痕迹管理,最终异化为“痕迹主义”。

  (四)“约束乏力”:制度建设滞后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一项根本性、基础性建设,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更是根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法宝。自建党以来,我党旗帜鲜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制度。由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多样性和变异性特征,以“痕迹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从现实主体来看,囿于约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规定及治理、监督、考核、激励等制度建设相对滞后,致使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约束乏力。从“痕迹主义”特征来看,一方面,形式主义变种衍生的“痕迹主义”归根结底都会侵犯人民的利益,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事实上,对形式主义的整治并没有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对形式主义的运动式整治转变为常态化、长效化和法治化整治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另一方面,“痕迹主义”体现的“留痕”泛滥直接诱因也并非基层干部完全不作为,而是上级考核、监管、激励行为的缺乏。具体而言,考核评价工作机制并不完善,以结果导向、实效导向为主体的评价机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痕迹主义”本身边界界定模糊,监督问责机制缺乏操作标尺;以人民为中心的实干激励机制在基层未完全落实,基层创新创造活力和实干热情自然不足。通俗来说,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缺乏明确的、完备的、可操作的党纪条例和法律基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衍生的“痕迹主义”在基层缺乏实际约束和监管,遏制形式主义变种衍生的“治理生态”并没有形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有“肥沃”的滋生蔓延土壤。

  三、“痕迹主义”系统治理边界与建议

  马克思主义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必须聚焦突出问题,善于把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把握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察觉新问题,在解决显性问题的同时也解决隐性问题,在解决表层问题的同时也解决深层次问题。从表面上看,“痕迹主义”是由基层干部“发明”出来的,是泛滥运用痕迹管理“恶化”来的,但究其实质,“痕迹主义”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当代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12)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安徽、山东、湖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十余省市均发出相应治理细则,但不能忽视“痕迹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基层干部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能力不足,对中央和地方精神理解不透,过多过频过度留痕。而当前不少地区基层干部在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时又机械执行,搞“一刀切”式运动,完全杜绝痕迹管理,基层干部缺乏系统治理“痕迹主义”的边界参照和方案。

  从严格意义上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治理是个系统工程,“痕迹主义”也应该以动态运动的逻辑系统化治理。“痕迹主义”是由诸多因素非线性演变产生的,梳理近年来各地方暴露的“痕迹主义”表象及根源,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在Vensim软件模拟仿真下,尝试为基层部门治理“痕迹主义”提供系统因果、逻辑参照、反馈路径,更好地运用痕迹管理,治理“痕迹主义”。

  具体来看,“痕迹主义”系统治理边界并非是完全固定的,治理路径受边界因素的流量影响,也就是说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从实际“表象特征”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在痕迹管理与“痕迹主义”演变回路中,还是要以痕迹管理的“量”和“度”控制,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痕迹管理要始终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抓住关键少数干部,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追求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完善治理制度体系,遏制“痕迹主义”表象特征,真正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图1:痕迹主义治理路径系统反馈图

 

  (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构建人民主体“治理生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在发展目的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在发展主体上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在发展动力上坚持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在发展方式上坚持人民首创精神、在发展效果上坚持一切由人民检验、在发展成果上坚持一切由人民共享。其本质就是要剔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扭曲的价值属性,构建以人民为主体并检验成效的“治理生态”。一方面,明确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进步、民族富强的推动者,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而不是某个官员“功绩”的直接产物。要彻底灌输只有依靠人民、尊重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剔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涵容的“官本位”“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滋生土壤。另一方面,明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事实上,老百姓评判领导干部是否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看表了多少态、开了多少会议、写了多少总结、做了多少家庭档案,而看工作中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现实问题,是否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那些热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中大搞“痕迹主义”的领导干部,终究得不到人民认可,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强化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净化变种异化“滋生土壤”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其在基层变种异化,基层干部就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价值观,必须在内心形成正确的思想认同,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从现实来看,当前基层公务员数量大约有430多万,他们直接为老百姓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党在基层工作的政策落实情况,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痕迹主义”爆发在基层很大程度上和基层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淡薄、缺乏基本的党性修养有关,强化基层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顶天”就是要牢牢抓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脑海深处铸牢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立地”就是要抓住“痕迹主义”隐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践行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痕迹管理真正运用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上来,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坚持选人用人“实干导向”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正确的政绩观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和蔓延,根治“痕迹主义”需要彻底转变“以痕迹论政绩”,防止基层以虚假政绩为选人用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领导干部干事创业要“功成不必在我”,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辩证地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既要端正“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形成“头雁效应”,也要纠正基层领导干部“只唯上”“只唯痕”“不唯实”的错误政绩导向。从现实路径讲,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要带头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绝不给热衷“痕迹政绩”的基层干部任何“幻想”,坚持以实干成绩为选人用人导向;基层干部要倡导以“实干论英雄”,以解决老百姓关心在乎的实事为基层干部晋升的“指挥棒”,形成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共同发挥导向作用的“系统效应”,让基层工作彻底在源头上消除“痕迹主义”,真正回归本质,形成主动担当、崇尚实干的浓厚氛围。

  (四)完善治理“痕迹主义”体制机制,形成系统治理“约束合力”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代表的“痕迹主义”,必须抓住制度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关键要害。从行为驱动来看,“痕迹主义”之所以在基层“前景广阔”“有市场”,主要还是基层干部搞“痕迹主义”“有利可图”。从“刚性约束”来讲,要用法治和党规党纪的利剑斩断“痕迹主义”获利的通道,大力开展党章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规党纪宣传教育,提高党内法规制度在基层的执行力。从过程演变来看,痕迹管理演变为“痕迹主义”主要因上级部门督查检查考核过度,致使基层干部忙于“留痕”,疲于“造绩”。从“主体约束”来讲,上级部门要完善监督问责工作机制,降低考核频率,削减检查考核次数,优化考核机制、改进考核方法,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确责,变过程导向为结果导向、实效导向。从系统治理来看,完善体制机制要踏实走好群众路线,搭建人民监督的渠道和平台。从“人民约束”来讲,注重吸纳广大群众的真实声音和意见建议,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检验作用,激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抓工作落实,形成常态化、细致化、长效化的制度,最终全面形成系统治理“约束合力”,推动纠治“痕迹主义”走实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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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韩喜平 刘雷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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