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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维度、取向与发展路径
2020年07月28日 09:00 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作者:刘峰 叶南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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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伟大中国梦、展现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本质要求,其初心和使命是为党带领人民谋幸福、谋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此,在价值维度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以及“三个主体关系”的协调统一;在价值取向上,要做到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相协调、“学说”探究的创新性与“学科”的规范性相协调、学术的自由性与政治立场的纪律性相协调;在发展路径上,自觉地做到小众与大众、高峰与高原相统一、“个人游击”与“团队攻关”相配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关键词: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项目(2018SJA0027);河海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2018SZ002)

  作者简介:刘峰(1976—),男,江苏盱眙人,河海大学党委巡察办公室副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叶南客(1960—),男,江苏涟水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理论、社会建设和生活方式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概念新思想,吹响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2],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是当代世界文明国家发展所共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整体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价值维度和取向,准确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理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多重关系,并实现其协调共进。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维度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为党领导人民谋幸福、谋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回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其价值结构,解答“是什么”“为什么”“为了谁”等问题,才能践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初心和使命。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内涵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特在何处?首先在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姓马言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次在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本土化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着力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艺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再次在于解决“中国问题”和回应“中国道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实践旨趣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在化解新时代社会矛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方面,以及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等领域,关注社会热点、回应人民关切,从“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把握历史脉搏、探寻时代主题、揭示问题逻辑,以解答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为己任,唯有践行这个初心和使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更好书写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史诗。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原点

  “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4]。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迎来新的历史时刻,“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个问题,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精神和文化动力。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伊始,就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中国建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聚心汇力,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展开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间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求我们在物质上丰硕,更要在精神上强大。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理论引领和战略决策智囊作用,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其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西方文化中心论”不时喧嚣而上,“有些人言必称西方,而对自己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反而进行解构和嘲弄”[5],这种文化的自我舍弃和割裂,将会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崛起带来严重后果。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现代化过程中‘知识短缺’的结构性问题”[6]。习近平极具战略性地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就在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7]。哲学社会科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托和表征,要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推介“中国经验”,必须改变中国“话语洼地”的尴尬境地。

  再次,是“中国之治”的内在需求。沧海桑田7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了“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就是制度优势。在当前高度联通和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下,以及高度不确定和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回应“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如何厘清“两个奇迹”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政治逻辑,都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科学的回应和解答。

  最后,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当前青少年价值缺失和信仰错位的问题越发突显,在一些“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育人功能,可以充分输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研究成果转化成“立德育人”的生动教材,通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提升青少年道德自律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加深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自觉,对促进学生快速成长、成才和成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向度

  当前的社会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本质上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为谁著书、为谁立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8],即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是“人民性”的问题,规避这个问题,就是缘木求鱼,个人学术追求和研究成果也不会有生命力。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民”做学问,首要的使命就是扎根中国大地。中国道路,归根结底,是人民的道路,所开展的政策研究应“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9]。目前高校普遍从事的是学理性的范式研究,注重理论的系统性,热衷建构概念体系的“书斋哲学”,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学术研究及话语体系建构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还远远不够”[10];同时,做应用性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实践研究中应当高度重视理论的阐述,并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科学理论只有转化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真正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强大力量。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价值取向中的几个重要关系

  从一般性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么在其内容上、要么在其使用上均有其内在价值的特征,所谓绝对价值中立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价值抽象或抽象价值观。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在价值取向上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坚持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相协调

  追求真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直接目标,追求价值则是其最终目的。价值目的赋予真理追求以动力和意义,而求真为价值实现提供前提和基础,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完整的目的与宗旨。假如学术研究蔑视价值目的,声称不带来任何价值倾向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立场,坚持所谓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或者将那些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学科视为“伪科学”,视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价值立场,即它不过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价值立场的翻版,或者无疑于如同只知行走却不知行走的目的一样不可思议。假如学术研究无视真理的客观性,一味偏执于自己的价值信仰,就难免要陷入原教旨主义式的意识形态的偏见,甚至是以胡编乱造来扰乱视听和蛊惑人心,最后不仅不能坚守真理,还可能窒息发现和发展真理的氛围和动力。对真理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科学主义思维,真理既包括科学真理,还包括价值真理,如果把真理狭隘地理解为只有科学真理一种形式,那么,极容易陷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潭。价值真理是科学与价值辩证统一的典型形式。真理与价值内在统一性的规律客观要求具有非意识形态性的学科应当与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学科相互协调发展:一方面,二者相互尊重各自学科特有的价值评价标准,非意识形态性的学科讲经济效益、重国际化评价标准,但意识形态性强的学科则应当讲精神效益与社会效益、重国内本土化标准。但二者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服务。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在学科知识和方法论上,例如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价值剖析与真理探究上应当相互借鉴、相辅相成,最终实现不同学科在互补中协调发展。

  (二)坚持“学说”探究的创新性与“学科”的规范性相协调

  “学科”是科学存在的实体和基本形态,它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长期积累的共识性的知识体系。“学说”是对学科问题的一定方式的解答,它是具有主体差异性、个性化和相对独立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体系。“学科”与“学说”两对范畴既相互联系,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学科”是“学说”展示的平台,“学说”是“学科”平台上的现实存在形态或具体的“表演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学科”像百家论坛,具有公共性和宽容性,能够包容各种学说,“学说”具有异质性,与其他“学说”或学术流派具有差异性甚至是对立的性质。在“学科”的这一平台上,不同的“学说”因其创新而呈现百花齐放、百花争艳。另一方面,由于“学科”是由长期学术研究所形成的共识性的一系列范畴和规律所组成,是同一个学科的群体经久的学术所形成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学科的本质是以科学为基础,探寻事物的规律,它有其共识性的客观规范体系和规律体系。正因为如此,“学科”才可信并能为“学说”或学术研究提供科学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为后者提供展示的公共平台。而“学说”可以是一家之言,允许学者自由发挥和创造,正是这种自由发挥和创造推动着“学科”不断向前发展。两者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创造性的学术研究的创新性的“学说”要有自觉的学科规范意识,即尊重学科规律,同时,还要能够自觉地以平等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流派,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学说的发展和学科的完善。

  (三)坚持学术的自由性与政治立场的纪律性相协调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自觉地处理好学术自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广大思政课教师强调,“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是说当下学术研究必须依附、献媚于政治生活,而是要求学术研究者要有自觉的责任担当意识。秉承积极而科学的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可贵的精神品质,通过无私而“无情”的批判,使其“学说”思想能够真正始终拥有真理的力量和道义的力量,代表人民的心声和利益,成为国家、社会肌体的净化清洁剂,为国家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提供有效的精神食粮和动力源。这就是说,学术的自由探讨最终是为国家和人民这一大政治目标服务的,这是学者应有的政治情怀、政治胸襟和政治境界。学者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才能对国家和人民有大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是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把学问做到人民的心坎里,这就是其政治功能,因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同时,推动学术的自由创新和创造是政治的重要任务,而且自由创新和创造也是推动政治民主的重要动力,是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政治生活要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宽松的自由讨论的政治氛围,为其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学者们的创作灵感,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性成果来服务国家和人民。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而作为意识形态,其政治性与学术性是高度融合的,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管理工作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学术自由与政治纪律的边界和尺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如何科学地掌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标准,相对而言,将政治问题学术化这一错误做法较容易鉴别,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则较难以识别,因为它容易获得政治的保护伞而被视为所谓的“政治正确”。因而,要特别注意避免将一般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能够用思想工作方法来解决的尽量慎用或不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对待学术问题的泛政治化解决方法,无疑于将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单色调化和格式化,最终必将窒息学术自由的空气,制约学术思想的创新与发展,最后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影响的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逻辑和主体关系

  (一)“理论、实践、创新”的三维辩证关系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1],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做到“理论、实践、创新”的三维辩证统一,必须“在坚持中创新”和“在创新中坚持”。创新而不标新、坚守而不固守,我们才能真正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12],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首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协调。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实践需要的辩证逻辑是:新的时代实践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思想和新理论,新思想和新理论引领新实践,使新实践变得更为自觉和有效。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检验的标准和价值的旨归,理论是实践的升华和确保实践行动自觉有效的思想引航。“理论研究联系中国实际,所要解决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从外国实际出发的价值取向问题”[13],“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14]。不排除哲学社会科学中有个别学科抑或更具有理论性质或更具有实践特性,但大多数学科都同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特性,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将“顶天的理论”与“立地的现实”统一起来。

  其次,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协调。这一原则本来是共识性的,可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人们常常过犹不及,一方面,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为固守了原有理论而弱化了理论创新。过于信奉已有理论,尤其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容易泛政治化,当政治化的理论提升为政治原则和立场问题时,更不敢擅自创新,也不愿意创新,往往因担心冒政治风险从而变得故步自封。思维与信仰的路径依赖容易将一些与原有的政治化的理论相异的新见解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是对其进行泛政治化的批判,如果不仅排斥新见,还试图运用政治的力量来打压,就会使自我变成教条主义者,最终失去了坚守理论的资本,乃至变成了自以为是的批判家以及排斥新见解和新事物的愤青,如今那些具有“低级红”“高级黑”特征的学者便是其例证。另一方面,有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为过于强调创新而忘掉了创新的前提和目的,丢掉了“老祖宗”,变成了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最终失去了创新的源头和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直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直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直指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就要充分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概括了有三大资源需要认真地继承和吸取: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资源,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资源,这是我们的根和民族特色,要不忘本来,否则无根;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是有益的滋养。因此,要自觉地做到坚守与创新相协调,就既需要以解放思想来实现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避免将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观点无限上纲到政治信仰的高度,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容忍和支持创新;同时需要以坚持原则来实现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根本的价值立场,以创新来丰富和发展理论。

  (二)“谁领导、怎么做、为谁做”的主体关系

  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厘清、明确“三个主体”的逻辑关系。党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导主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践的研究主体,人民群众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价值主体。“三个主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思想基础,协调“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深刻认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加强和完善党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必须在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优化科研环境、合理调配资源、统筹人才资源、建立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让有理想有抱负的研究者能勇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二是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主体作用,引导广大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方法、原则贯穿理论研究始终,直面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解决问题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成果。三是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聚焦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实践智慧,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统一起来,做“顶天立地”的研究者,交出“人民性”为中心的研究成果。

  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要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协调发展,不仅应当遵循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价值取向,还要探究其正确的发展路径,以确保其协调发展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一)自觉地做到小众与大众、“高峰”与“高原”相统一

  在通常情况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只是少数人的兴趣,不应当也不太可能出现全民对某一学科皆趋之若鹜的状况,运动化的学科发展模式也难以有其持续的生命力;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阵地也必然会因为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而有“高峰”与“高地”之差异性。然而,如果站在国家与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来看,就存在着如何处理好研究队伍的小众化与大众化、研究阵地的“高峰”与“高原”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固然是小众的事,但这些小众却肩负着武装大众、引领大众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重要社会服务功能和价值引领责任,小众的精英们要自觉地肩负起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先进知识和智慧来教化和启迪大众,让人民群众共享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唯有这样,自身才能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我们的人民才能真正走向文明。

  与此相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阵地建设还要注意高峰与高原协调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必须集中有限资源和力量打造几个高峰,这在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尤其应当如此,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然而,“高峰”不可能无中生有,“高峰”必须建立在“高原”的基础上,有了以高原为根基和基础的高峰才是立得住的真高峰,尤其是作为国家民族发展标志的更应当是“高原的大小”和“高峰的多少”的辩证统一。再说,“高峰”的存在意义归根结底在于服务于“高原”。这就需要我们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普及和普惠,实现人民共建与共享。

  (二)自觉地做到“个人游击”与“团队攻关”相配合

  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应运而生,倒逼高校科学研究进入新征程。走集群化发展之路不失为传统学科转型改造为新学科集约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集群发展是指注重学科交叉,在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发展学科群,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大而全”[15]。诚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以及成果的主体特性,它无法像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那样需要大兵团合作作战,人类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上一些经典成就大多是个体智慧的结晶。不过,由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工程性的大问题,许多社会大问题的研究,仅仅依靠个体户式的研究力量已经难以胜任,这就需要搞大兵团攻关,注重协同创新发展、注重跨学科研究,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同时,唯有团队力量强大,才能形成高峰,形成有更大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但是,“大兵团”合作仍然是以具有个性化特色的研究为基础的,通过合作又使特色更加彰显和产生规模效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总是从单干户开始的,待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再聚合成团队,进而为解决更大的学术问题提供力量支持,而与此同时,大的科研团队里又始终保持着不同个体研究的鲜明特色和亮点。

  (三)自觉地做到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思想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主动地“请进来”。这不仅是因为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领先水平,要善于向先进水平学习,实现我们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因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性,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然而,一些人的思想中既多少存在着冷战思维的旧痕迹,同时又受新冷战思维的严重影响,以不同国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为由,拒绝学习别国先进的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种冷战式的对立思维,必然导致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事与愿违地阻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当然,“请进来”是有原则和立场的,是为我所用,而决不意味着唯洋是举和崇洋媚外,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依附。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要主动地“走出去”。“哲学社会科学是话语体系构建、发展的内生力量和强大支撑,没有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就很难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16],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声音”,才能让国际社会更了解中国,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在与国际文化交融互动中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今,不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旨趣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即由言必谈西方到言必论中国,由理论依附到学术自立,由理论辩护到理论引领,而且西方理论研究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即由中国何时崩溃到中国奇迹的秘诀何在。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且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和树立“四个自信”,这些自信力是强国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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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

  [3]方珏. 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N/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01-17.(2020-01-17)[2020-02-07].http://www.cssn.cn/dsdj/dsdj_sxjs/202001/t20200117_5080088.html.

  [4]习近平.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N/OL].新华网,2014-04-01.(2014-04-01)[2020-02-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01/c_1110054309.htm.

  [5]周正刚.文化自信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J].湖湘论坛,2019,(3):5-11.

  [6]双传学.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旨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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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OL].新华网,2015-08-23.(2015-08-23)[2020-02-08].http:// news.xinhuanet.com/2015-08/23/c_1116344061.htm.

  [15]程孝良.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模式和路径[N/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11-03.(2016-11-03)[2020-02-08].http://www.cssn.cn/sf/bwsf_jy/201611/t20161103_3262754.shtml.

  [16] 肖新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个论域[J].社会科学动态,2019,(1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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