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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
2020年08月26日 11:00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王 葎 梁玲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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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深刻奠基并改变着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理解和认同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集中表达,其独特的话语构造机制,内含抽象与具体、统摄与反思、秩序与分化等复杂价值张力,同时也提供了其话语实践展开的内在动力与可能进路:诉诸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规范与实践本性,依托关系性、叙事性和制度性话语转化,通过培育话语主体自觉、创新话语形式、拓展话语空间的整体性重构,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与实践逻辑的有机融通。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话语机制;实践逻辑;现代性反思

  [作者简介]王葎,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梁玲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6JJD710005)的阶段性成果。

  以正当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文化,深刻改变了共同体存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今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交锋日益广泛深入,从国家到政党如何建构并维系全体社会成员的团结感、一体感,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议题。通过对共同信奉的价值目标的建构与培育,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价值多样化时代实现共同体有机凝聚和广泛动员,是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和内生力量。按照价值学观点,核心价值观之所为“核心”,一是结构样态的“系统性”。作为文化之核心和文化之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其体系构成包括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则是价值观念系统中居于“内核”、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价值观,它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二是表现形式的“内在性”。核心价值观以其独特的“象征价值”无形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塑造影响着国家的精神样态和社会的整体风貌。三是功能属性的“统摄性”。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制度中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影响统率着其他层次的价值观念,它最稳固、最持久、最有统摄性,也最具渗透性。{1}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对内凝聚认同、对外展示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动员和引领力量。

  一、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话语属性

  核心价值观因其系统性、内在性、统摄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无法直接具体触及。“无形的”价值观需要通过话语、制度、集体记忆和集体行动等象征体系才能被感知。意识形态隐藏在言语中,话语是价值观天然的栖身之所。{2} 不同于一般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核心价值共识的特定表达,它遵循一套独特的话语构造机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话语属性。

  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讨论源远流长、纷纭曲折。意识形态话语有哪些关键特征,其话语构造的独特性何在?作为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性纲领,意识形态建立在一组普遍观念之上,是一套具有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广义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乃是一组思想观念的符号化表达。在价值哲学语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发源于现代社会深刻的价值文化转型。神圣价值“祛魅”,以及与此伴随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的世俗化与理智化进程,为意识形态话语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奠基。“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的世俗化,为意识形态的兴起和传播创造了条件。”{3}意识形态以现代科学的面貌出现,产生于和工业革命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大变革。当旧的传统、宗教、神话逐渐失去对集体想象的“解释力”,个体一跃成为诸多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现代国家因此成为以主权和法治为基础,以权利诉求与共享价值为理由,包含在理性与科学、权利与利益博弈等话语中的世俗事务。如果说传统宗教关注的是个人日常生活与“彼岸世界”神圣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意识形态关心的则是“此岸世界”——社会关系非神秘化的新时空——的公共秩序安排,如何有效整合社会意识维护社会系统的正常有序运转。

  作为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我们自己的“构造物”,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话语表达机制,提供具有社会—历史境遇的普遍性意义架构,服务于现代社会政治的合理解释,为社会变革以及权力运行提供合法性支持。首先,任何意识形态话语的创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境遇,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构造的现实前提。意识形态属于现代社会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其话语构建不是根据纯粹逻辑的可能性,相反,它关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前提。“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 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有着特定的历史规定和时代内涵,它是当代中国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以及如何共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人类共同体之间和谐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价值宣示。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自产生伊始,始终有特定的意图和使命承负。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某种特定的方向。“语言有行事的力量……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5}人类生活中的社会行动十分庞杂,需要把各种不同的社会行动的观念整合起来,形成某种具有整体结构的观念系统。就此而言,“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群体生活的协作过程的产物”{6},在协作进程中,每一个人都在共同命运、共同活动和克服共同困难的框架内表达自己,继而通过诉诸一系列集体经验、世界观等方式,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洞见,以此塑造一种尽可能超越冲突、分歧和经验的历史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当今时代,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范式的快速转型,迫切需要通过总体定义一个社会所支持和所反对的东西,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将全体社会成员有机凝聚在一起,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动员。

  如此,承负“广泛社会动员”使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本质的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特殊的话语实践实现“可普遍化”就成为核心价值观话语有效构建的关键前提。普遍规约性是一切话语表意的通则。怎样才能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普遍规约”?一是“意图”普遍化。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任何普遍化诉求的“意图”,都必须同时提供足够的理由来为自身辩护,形成具有社会“共识性”的普遍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这一“意图”值得信服和支持。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社会阶层复杂多样的现代社会,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的安排,其合理性原则上在于它应该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立足并服务于全体人的利益。质言之,一种意识形态能否真正获得话语权,归根结底还要看其能否实质性地代表并推动普遍利益的实现。“要想群众真正拥护,就必须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其话语表达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诉求,致力于推进人民利益诉求的真正实现。二是“形式”统一性。伴随现代社会的理智化和专业化进程,思想的普遍有效常常需要借助某种凝练、概括的“话语策略”,构建起具有明确统一性,类似“观念”“原则”“关键词”等简洁明快又指向明确的象征性表达。“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8} 就此而言,核心价值观是从人们惯常从事的社会活动样式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复杂的“观念规划”,一场具有鲜明价值主旨,借助抽象、概括等话语实践完成的意义建构。三是“意义”结构化。按照哲学解释学,在意义表征层面,话语的意义不能自我指涉,话语是由语言、情境、立场、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成套装备”,话语的表意必须依靠某种系统,才能被恰当存储、传播和解释。{9}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思想完成对历史“统治”的关键一步,是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以证明在一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今时代,任何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传承。依托作为“宝贵传统的一部分”的价值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借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丰富给养,兼具和“他文化”的相互激荡、交流互鉴,在与“过去”“他者”“未来”的诸多联系中,有机整合起一套价值观念系统,发挥协调、动员和引领社会行动的旗帜性功能。

  二、话语构造机制中的价值张力

  理解接受是话语建构机制的中枢环节。作为现代社会“思想动员”和精神凝聚的有效方式,核心价值观如果没有被普遍接受、认同并付诸行动,其话语实践就没有真正完成。在精神生产方式多样、思想观念日益多元的现代社会,以高度凝练、抽象概括的话语样态呈现的核心价值观,如何能够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日常生活语境中被广大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进而真正发挥“理论掌握群众”所具有的“武器”力量?诚然,经由意图“普遍化”、形式“统一化”、结构“系统化”等等的构造机制,核心价值观话语具备了被广泛接受的“形式”前提,但其话语建构过程伴生的因“抽象主体”“意义不在场”等引发的“表意离距”,又同时制造了现代政治文化境遇下认同与践行的困难。纵观核心价值观基于统摄、引领等目标诉求进行的话语建构过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的诸多价值张力。

  第一,“抽象”话语与“具体”接受之间的紧张。“广泛社会动员”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建构的目标追求,要求依托思想观念的概括、优选、提炼,构造一套逻辑自洽、内在联系紧密,具有最大可通约性的价值观念系统,即把具体的情境、经验抽象成一套普遍接受的观念,以实现从特殊走向普遍、全面渗透社会生活、凝聚思想与价值共识的目的。“思想无法直接相互传达,故而必须诉诸行动和可以感知的、约定性的、创制性的符号。”{10} 然而,一旦核心价值观依托观念、判断等理论化、抽象化话语表达自身,其传播以及被理解接受的可能和效果,又会同时面临某种“自反性”挑战。

  一方面,由于现代思想普遍浸透着基于公理的、形式化、系统化的标准度量要求,会使得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常常被看成预先策划的一个或一套抽象原则,其结果导致接受者所能接收到的只是一些“缩写的观念”,无法具体接触、追溯话语的意图意义。不可否认,作为文化传统、现实生活的恰当反思和概括,“缩写”的形式可以使得现实和传统的轮廓更加鲜明、清晰,也可以让有待追求的目标更具“动员”和“鼓舞”的标识性。但这里隐含的矛盾是,在“观念化缩写”的过程中,现实和传统,包括话语建构意图的种种丰富与复杂,会被同时压缩“挤出”以至流失。“语言有时像是社会定下的筛子,……虽则帮助了人和人之间的了解,同时也会使得人和人之间的情意公式化。”{11}观念本身已然是“所思之物”的符号,而作为观念之符号的话语乃是符号之符号,其间已然存在着一系列外在性的关系。最终,它会使得人们很容易将用抽象术语写下的有待追求的目的,那些“缩写了的知识”,直接替代对价值行为的传统和现实的具体、切近理解。

  另一方面,无论对话语言说者还是接受者,原则上所有价值问题的理解与解决,都需要并有待最终落实为价值主体基于自身生活的具体体验与行动。然而,当现代性境遇中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日益被抽象系统所统摄,个体行动开始日渐摆脱对具体生活场景的依赖而不必受“在场”的制约,转而依托并受制于统一的可通约的抽象符号。如此,话语形态高度抽象概括的核心价值观,连同现代社会日益泛滥的价值理解的“知识化”倾向,又会导致接受者对于核心价值观话语既缺乏足够可能也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意愿对之展开具体深入的理解体悟。结果,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过程”常常被简化成对原则或概念的识记,或是一系列概念和关键词的背诵,严重制约着核心价值观话语渗透和塑造社会生活的可能与效果。

  第二,统摄意图与反思主体的博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联结主要依靠亲密和长期共同生活的“熟习”,现代社会的信任支持体系日益依赖于统一的、可通约的,以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为典型标志的抽象体系。表现在政治领域,自从近代哲学运用分解理性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契约性质,现代民族国家普遍依托一套把思想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的价值观念系统,发挥整合、协调和引导社会行动的重要功能。然而,现代社会大量的“差异”“分歧”以及与此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出现,又使得对一切“统摄性”意图的正当性反思成为可能。现代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要求任何统治都应该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一切普遍化的话语诉求都只能依靠说服而非强制达成。

  这意味着核心价值观“统摄性”“引领性”目标的实现,首先应致力于通过合理有效的话语实践,科学面对诸多“对手”观念(包括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在多元价值的竞争中展开对自身理论姿态和思想立场的不断反思、矫正和辩护,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同时,当自由的个人是理性载体的观念成为现时代的重要思想主题,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体”“反思主体”已不再是任何“意图”的被动接受者,其价值理解和接受过程始终伴随着讨论赞成,包含着主动的潜在的批评与质疑。如此,现代政治文化既反思性地产生出对核心价值观话语的迫切“需要”,也使得多元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成为任何涉及社会集体生活思考都不可回避的预设,进而引发“整全性”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复杂。按照韦伯的经典论说,现代社会宇宙为神意注定的合法性衰落了。从此,围绕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包括基本的本体论的前提都普遍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

  第三,秩序追求与领域分化的矛盾。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有机的秩序类型,其整体形式产生于个体的有机构成。“社会是由合法的秩序构成的,它促使交往参与者属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确保他们之间相互协同。”{12}就此而言,提供一个社会“目标期望系统”的核心价值观,其表现形态是把话语作为构成表意体系的一种特殊组合方式,通过涉及思想、行动、评价等诸多层级意义单元的有序构造,形成一个“内洽和连续的设计”{13},以提供对于社会秩序合理安排(规范和调节)的观念支持。按照符号学理论,关系型结构的话语,其意义表达的完整性由各单元在话语整体结构中的“秩序关系”确定,遵循话语中一个语言单元的意义由其较高层单元的能力来定义。即在话语整体语义中,最相关、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是“词语”或“句层”等概念背后作为“整体大结构”的理论。“大结构是对话语所涉主题的理论性构造物,它说明在话语的整体语义信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14}话语的背后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依托一系列观念系统展开的有序话语建构,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具有“统整”意味的价值理想,通过在不同结构层面的“再造”,渗透到国家、社会、公民的全层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各部分,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普遍规约和广泛动员。

  与此同时,伴随理性化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分裂,现代社会生活诸领域正日渐形成各自的“领域性”价值。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由政治、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相加而成的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复合体,他们各自拥有自身的轴心原则{15},不再天然或必然地受制于一个单一的整全性价值。与此相关,每个个体的生活也被分割成多种片段,每个片段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价值的“领域分化”同时交织着事实价值与规范价值间的紧张,随之而来的对“智性”膨胀为工具理性的批评,又进一步引发了把理智的普遍性诉求与“压制”简单等同起来的新的“偏见”。结果,依托核心价值观话语推动的社会共识建构进程,价值统摄与分化之间的矛盾紧张在所难免。

  三、核心价值观话语认同的实践逻辑

  任何紧张关系都会产生出自己的行动逻辑。核心价值观话语从“建构”到“认同”的实现,其间内含着“抽象与具体”“统摄与反思”“秩序与分化”等种种价值紧张,同时提供了其话语实践展开的内在动力与可能进路: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广泛接受,既不会自然产生,或单纯依靠一种文化惯性,也不可能按照“市场交换”原则,或借由“强制—接受”的单向垂直的权力路径直接达成。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实践逻辑本质上需要经由对话语建构过程中伴随的“自反”困境的自觉扬弃,在“争取承认”的积极实践中,依托基于特定境遇下话语表达的不断重构,现实性地培育起广泛的共识性认同。

  依照政治文化学的分析,核心价值观话语隶属于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象征性价值”,是需要被接受、珍视和认同、践行才具有的价值。在此意义上,“认同”诉求构成核心价值观话语实践逻辑的内核,这既让其话语建构面临诸多质询和“考验”,也深刻揭示了其话语方式和话语机制的“交往性”“交互性”实质。质言之,价值共识的达成,不仅参与者要理解所述命题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要同时承担“言说者”和“听众”的关系,建立起交往行为中的视角互换。类似卢梭所揭示的人类“语言”产生的奥秘:“一旦他人承认某个人是一个有感觉、有思想并与他相似的存在者,那种与他交流情感和思想的需要就会使他寻求种种交流途径。”{16}因此,一切“交往行为”总是蕴含着以话语为中介,朝向互动情境中共同理解和整体性秩序建构的“有效交流”的主动寻取。

  第一,立足“关系性话语”,激发、培育不同话语主体“恪尽其责”的自觉。现代政治文化语境下,核心价值观话语只有被广泛理解和接受,并落实为现实个体的自觉价值选择和价值承担,才能真正发挥“社会动员”和“社会凝聚”的使命。它本质上要求核心价值观话语认同的有效实现,必须切实唤起并积极促进话语主体的介入性“行动”,采取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立场。具体而言,对拥有“权力代表”身份的“执政”群体,要率先垂范践行核心价值观,更要有意识地立足多元主体视域,搭建开放的话语平台,通过话语的双向、多维搭载,推动“慎思敢言”的大众公共话语参与,培育公众参政话语动力,构筑有利于充分激发广泛主体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将具有“抽象”“宏大”主体性的价值引领,扎根于大众政治话语参与的肥沃土壤,实现核心价值观话语“说服力”“领导权”的真实渗透。同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群体兼具智识认可和道德期待的关键主体作用,借助“专家话语”的规范化、道德化和审美化阐释,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进程。进而在多维“关系性话语”逻辑的推动下,将核心价值观落实为具有主体间性的话语实践,培育、提升大众话语实践的主动性和广泛性,为核心价值观认同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第二,依托“叙事性话语”,创新话语形式。叙事兼具独特的意义“编码”和“解码”功能,具有典型的“日常”“大众”话语属性,在实践形态上,有助于推动核心价值观话语从“正式话语”“抽象话语”向直观生动的生活话语的转化,从而激发、调动大众话语空间的培育。叙事作为一种“言说方式”,产生于人类关于世界的经验以及用语言描述经验的努力{17},人们常常把自己关切并尝试理解或解决的问题“编码”于叙事之中。在发生学意义上,叙事话语的独特结构,与核心价值观话语“社会动员”的“认同诉求”内在同构。在一般形态上,叙事话语包含独特的“时间线索”,通过在过去、当下以及未来之间,或显或隐呈现某种意义的关联或变化。在内涵特性上,叙事话语的内核是价值性的,叙事总是意在说明什么,或意在使一个核心态度(价值)和观点“合理化”并因此“合法化”“权威化”。如此,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话语,可以充分依托“叙事话语”的内容和形式创新,真正融入民众生活。在叙事内容上,注重将国家建设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通过传统故事、革命故事、榜样故事等喜闻乐见并易于传颂的讲述,结合权利话语、法治话语维度的落实,将国家的故事、制度的故事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需息息关联。在叙事形式上,将传统主流的“宏大叙事”,结合注重主体“切身感受”和“情感带入”的讲述,既讲好宏阔的大故事,也讲好小地方、平常人物的小故事,讲好有事实、有情节、有细节的有血有肉的故事,依托“典型”塑造,将理论的、宏大的国家话语转化为具体生动的生活实践话语,推进有感染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叙事话语形式创新。

  第三,深化制度话语建设,拓展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空间”。在现代政治文化研究中,“空间”不只是一个地理或物理概念,作为现代“权力技术”的特殊载体,它涉及人的观念和实践的形塑与再造,可以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依托特定的空间/场域中的多维镜像效应,可以实现意义表征与传播的广泛覆盖和延伸。

  现代社会良好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价值教化与传承的重要实践话语空间,其空间力量不仅在于生产出社会结构或社会建制的空间形态,更在于可以把这种结构意义化、进而意识形态化,从而以规范化方式确立主导性价值观念和精神标杆,引导健康积极的现代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共识凝聚。在直接形态上,制度一般通过相互联系的规则和规范体系,提供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安排,规制特定组织、机构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和交往方式。特定的制度乃是特定的价值观念的凝结和沉淀,是实体化、程序化了伦理价值规范,制度对于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潜移默化、无处不在。不仅如此,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和集体行为模式,制度性行为的力量往往更为强大和深远,也更为系统和全局。对普通民众而言,相比较观念、理论形态的价值观,由于制度、公共政策与切身利益相关度高,民众对之的感受性往往更直接、更敏感。正义合理的制度是维护社会价值共识的强大力量,当正确的价值行为得到来自制度的激励和保护,会进一步激发价值主体更为主动而积极的行为选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意味着要在价值观与制度协调融通的层面来规范人们的社会交往,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为相对稳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则、公共政策,依托制度话语的规范性力量,发挥制度话语对社会生活的约束、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其实践路径涉及多种层次:一是依靠法律的权威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宪法作为一体性的国家力量所具有的象征性价值,有时远胜于其内容本身。”{18}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总纲,为促进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落地生根,实现从软约束到硬约束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二是推动基本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转化,让法律法规体现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也以法律的“刚性”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三是重视公序良俗入法入规。乡规民约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基础,其秩序维持的力量注重教化中的克己修身,在约束和调控社会行为方面,虽不宜察觉,看上去“自然而然”,却对强化共同责任、促进社会团结,具有一种隐匿的“不证自明”的力量。

  结语

  不同于传统“面对面共同体”中社会联结的“长成性”,现代国家通过集体性的象征建构来强化国家目标、熔铸国家团结。依托一系列有机整合、建构起来的观念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表现为一种“观念的运动”,在意义阐释层面需要具备充分的“理论理性”;就其本质在于提供一种具有实践逻辑的规范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包含具体、丰富的经验形态,本真地需要依靠“实践理性”来明证自身。作为新时代凝心聚力的重要意识形态工程,核心价值观话语所承载的规范、凝聚、引领意义,不是简单地“具有”,而是要依赖社会成员在共同实践、相互促进环境中的“赋予”和“再生产”,通过“国家话语”“理论话语”在不同实践层次一系列的意义“解码”和重构,在多维的对话关系中,依托叙事结构中的教化传承、制度空间中的习染强化,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强大的实践逻辑。

  注释:

  {1}韩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8.

  {2}[英]大卫·麦克里兰著,孔兆政、蒋龙翔译.意识形态[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92.

  {3}[英]约翰·B.汤普森著,高銛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152.

  {5}[英]以赛亚·伯林著,胡自信、魏钊凌译.观念的力量[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8.

  {6}[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8.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13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0.

  {9}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60.

  {10}[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8.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25.

  {12}[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2.

  {13}[美]罗伯特·F.墨菲著,王卓君译.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7.

  {14}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73.

  {15}[美]丹尼尔·贝尔著,严蓓雯译.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16}[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著,汪炜译.透明与障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88.

  {17}[英]海登·怀特著,董立河译.形式的内容[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05:2-3.

  {18}[美]大卫·柯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75.

  

作者简介

姓名:王 葎 梁玲玲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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